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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到1985年，我有25年的吸烟历史。
吸烟的经历要从1960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说起。我在念书期间是不吸烟的。1960年6月我在原子能研究所实习结束后，进入西北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404厂）工地。那时，在食品和日用品都开始紧缺的情况下，我在出发去西北之前，好不容易才在北京中山公园内买到了两瓶牛肉罐头。进入工地之后，我的粮食定量只有26市斤（13公斤），还要节约两斤，而且基本上没有菜吃。个别时候，有点干菜就饭。我从北京带来的两瓶牛肉罐头很快就补充完毕。入冬以后，食品供应更加紧张。食堂搞到一些土豆代替粮食，而且有些还是烂土豆。就是这样的食品也难以为继。人们开始到戈壁荒野采打骆驼草籽用来充饥。有的人饿得厉害时就喝点酱油汤“糊弄”一下自己的肚子。我那时也喝过酱油汤。后来发现有人吃了骆驼草籽有中毒现象，才停止食用。我当时25岁，身体本来很棒。1958年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建厂劳动中是个强劳力。而我这时却患了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从一楼上到二楼都要喘大气。领导为了照顾大家，规定半天上班半天休息。就在此时，在非常可怜的供应物品中，有香烟供应，每人每月5盒。香烟的牌子叫黄金叶，每盒8分钱。因有半天休息时间，加之身体虚弱，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开始瞎抽香烟，以便熬过难耐的饥饿和无聊。开始吸烟时，刚吸一两口就呛得直咳嗽。多吸两口就感到恶心。只好停下来不吸。可是过不了多久，在互相影响之下，就又开始吸了。就这样，慢慢地就适应了吸烟。跟我同住一室的，有我的北大同班同学王文海。他跟我一样，也开始吸烟。我们慢慢地都学会了吸烟。后来，供应条件越来越差，供应的香烟竟是无牌子的所谓“白板”烟，每盒只有5分钱。这种香烟，吸起来烟熏火燎，嗓子又呛又辣，有时还吸不动，自动熄火。把卷烟打开一看，里面填充的竟是锯末和木屑。
1961年初，我随处长到北京、沈阳、吉林、大连等地出差。在吉林市我们住在江南招待所。因跟随的是处级干部，招待所不仅在饮食方面给予了特别照顾，而且还配给我们一定量的人参牌高级香烟。这种香烟在外面是买不到的。那时，我虽然学会了吸烟，但还没有烟瘾，吸了少量几支之外，把剩下的都保存了下来。随行的还有一位科长，是个烟鬼，见我有烟，往往向我讨要。开始我还照顾一下面子，后来我就横下一条心——不给了。在沈阳和大连也都有部分香烟供应。我除了少量自用外，后来都孝敬了家在天津的岳母。岳母当然非常高兴了。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好转，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又是国家开“绿灯”的02单位，实行的是特殊供应。日用品和香烟都由上海提供。日用品和香烟供应也逐渐充裕了起来。在工地有上海出品的飞马牌、前门牌、凤凰牌和牡丹牌香烟供应。限于经济条件，多数人吸的是3角钱一包的飞马牌香烟。收入稍高一些的吸3角8分钱一包的前门牌香烟。局长一级的干部吸4角8分钱一包的凤凰牌或牡丹牌香烟。在北京，供应的香烟大多是北京产的2角8分钱一包的八达岭牌、香山牌（跟前门牌同一水平）、前门牌、牡丹牌香烟。后来有了中南海牌和紫光阁牌香烟。更高级的有中华牌香烟。这种香烟属于特殊供应品，一般人难以搞到。除了上海和北京出品的香烟外，外地的香烟以云南出品的春城牌香烟最多。那时，前门烟有北京产和上海产的两种。大家比较喜欢吸上海产的。从吸烟的牌子就大体上可以判断出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和职务的等级。我在成为烟民的初期，就是在1965年以前，因家庭负担较小，吸的多是前门烟，或香山烟，偶尔吸一包牡丹烟。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中等水平的烟民了。我那时每天要吸一包，大约20支左右的香烟。有时开会或朋友在一起聚会聊天，要互相递烟。那就可能多吸一些。经过归纳，吸烟者可戏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烟有火（火柴）：第二类是有烟无火：第三类是无烟无火——“伸手牌的”。我基本上属于第一类。吸烟者还有一套歪理：吸烟者花钱买烟穷不了，不吸烟的，钱也攒不住也富不了。甚至还说，吸烟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明明知道吸烟有害，还要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
后来，到1968年之后，家里有了两个孩子，家庭经济负担加重，我吸烟的等级有所下降。我的月收入大约是120元。每月给家里寄80元，自己留40元。除去伙食费和日用花销，还有回家探亲的往返路费之外，用在吸烟方面的钱就不多了。因此，在404地区，我只能吸3角钱一包的飞马牌烟，在北京我吸2角8分钱一包的八达岭牌烟。到后来，为了省钱，我还吸上了烟斗。有时还吸自己卷的“大炮”（把烟末撒在卷烟纸上，卷起来，一头大一头小）。那时烟瘾极大，甚至到了饭可以不吃，但烟不能不抽的地步。有时烟瘾上来想吸烟，一时又无烟可吸时，便会到处寻找，急得团团乱转。如能找到一个烟头，也如获至宝，喜不自禁，会美美地过过瘾“享受”一番。有时，吸烟吸多了，会感到恶心和头疼，没有食欲，跟生了病差不多，真受“洋罪”。这种情形，跟吸毒者犯毒瘾的情况没有两样。在局外人看来，真是既可怜又可悲。说老实话，我从来就没有过吸烟是一种潇洒的感觉。有的只是让人厌恶的“烟鬼”的悲哀。
为了我和全家人的健康，我下决心要戒烟，母亲和妻子也都支持我戒烟。开始时是吃戒烟糖，不太管用。后来喝戒烟茶，也不管用。特别是经受不住别人递烟的诱惑。只能照吸不误。戒烟的事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1974年我调回北京工作，吸烟恶习仍然未改，只是吸烟的数量有所减少而已。那时每天大约吸10支香烟。在家里吸烟往往会遭到两个女儿的“攻击”。母亲和妻子也一起同女儿结成反烟联盟。我在家成了孤家寡人，受到极大的压力。我只能在厕所或者在外面，避开他们去吸烟过瘾。
1980年在我从清华大学调到核情报所之前，得过一次病毒性感冒，连续发高烧两周。退烧之后，有一段时间，失去了吸烟的欲望和兴趣。后来，身体康复之后，又想吸烟了。这时，又下决心戒烟了。我有意减少了吸烟的数量。开始每天吸10支，后来减少到每天吸8支，以后又减少到5支，4支、3支、2支、1支。到1985年，我就彻底戒断吸烟。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一是逐渐减量，二是拒绝别人劝烟的诱惑。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决心。
现在，我早已对香烟失去了兴趣，没有吸烟的瘾了。无论什么人请我吸什么烟，我都会坚决拒绝。自己也不买烟招待客人。从此，我就改邪归正，结束了25年的吸烟历史。我想，这就是一种文明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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