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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个农业区，解放前完全靠天吃饭。近代以来，淇县老家连年闹灾荒，再加上军阀混战，兵荒马乱，虽有8亩贫瘠土地，但因所打粮食太少，一家人仍然食不果腹，只能外出逃荒谋生。母亲刚到崔家的第二年，即1929年，就跟随祖父母同二叔一起到山西逃荒去了。三叔就是在逃荒的路上，于1929年3月18日，生在山西北部忻州一个乡村露天戏台上的。所以取名叫三台，以后音变成了三太。当时父亲14岁，母亲16岁，二叔6岁。逃荒一年，1930年返回老家。
1930年东北军阀张作霖占领华北，曾组织过往东三省移民。当年，祖父母又留下曾祖母和大爷，带领我的父母和两个叔叔，到达黑龙江安达落户。那时，安达一带地广人稀，土匪横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家又迁往哈尔滨落脚。在哈尔滨以做苦工和卖菜为生。据母亲讲，父亲推过轱辘马（日语：小推车）给日本人修飞机场。母亲卖菜。如到白俄居住区卖菜，还要用中国式的俄语叫卖。祖父卖苦力，祖母在菜地干活。1932年7月初九（阴历）四叔出生。当时祖母无奶，无法喂养，四叔曾吃过母亲的奶水。所以，四叔对母亲有着特殊的感情。
1934年父母从哈尔滨回到老家来照顾年迈的曾祖母和弱智的大爷。当时曾祖母的生活基本上已不能自理，大爷也不会照顾自己的母亲。待我父母回到家中时，家里又脏又乱，无法插足。如果父母不及时赶回来，老人将不久于人世。当老人看到自己的孙子和孙媳妇时，悲喜交集，老泪纵横，重又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从此，老小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不久老人去世。那时，祖父母和三个叔叔仍留在哈尔滨。由于日寇统治很严酷，祖父又大病了一场，在东北难以生活下去，待祖父病好点之后，祖父母带领年幼的叔叔们，遂于1936年借债返回老家。这笔债直到解放后才由四叔偿还给人家，并代表全家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
父母从东北回到老家的第二年，即1935年3月24日（阴历2月20日）生我。那时，父亲20岁，母亲22岁。据母亲讲，大爷特别喜欢我，经常让我骑在他身上，逗着我玩。他那时给地主抗活，经常省下点馒头带回来给我吃。麦收时节，母亲把我安置在麦捆搭成的阴凉里去割麦子，我一个人待着也不哭闹。夏天乡亲们到街上吃晚饭，他们会让我吃百家饭。下雨后当街的河沟里有水流，我喜欢在水里嬉戏。
1936年祖父祖母从东北回到老家之后，一家9口人仍无法生活，又开始第二次到山西逃荒。这次逃荒只留下大爷一人看家，全家9口倾巢出动。因离乡背井怕人耻笑，半夜出发。我坐在父亲担着的箩筐里，刚一出家门，就把我翻倒在地。我嚎啕大哭，全家人也都流泪不止。第二次逃荒就这样开始了。这次逃荒的路线大致是：向西翻过太行山，再向北直到山西榆次。最终在榆次落脚定居。据母亲讲，攀登太行山时路很不好走，又拖儿带女，翻山越岭，爬过十八盘。当时，河南与山西交界处的山口都用石头堵上了。要搭人梯，让有力气的人先上去，然后用绳子和萝筐把妇女和孩子拽上去。幸好同行作伴的有名叫赵全的一家，互相帮忙，才进入山西境内。逃荒路上，白天外出讨饭，晚上住在破庙里或者住在露天场院上。冬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寒冷彻骨，生活的艰难与痛苦，难以言表。据母亲讲，当我看到庙里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塑像时，吓得大哭，躲在母亲怀里不敢正视。
那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经进入太行山。八路军对待逃荒人的态度很好，还给过他们粮食。动员过父亲参加八路军。在路上遭遇过日军飞机的轰炸，同时，也有过别的危险。有一次母亲去讨饭，为了多讨一点，天黑了还没回到住地。当时，天黑路远，狼在嚎叫，母亲心中十分害怕，深一脚浅一脚拚命往回赶。家里人也去找她。直到半夜才回到住地。所谓逃荒，实际上就是在家乡因灾荒或人多地少粮不够吃，无法生活，便到外地一路走一路以讨饭为生。一般秋后出发，第二年夏收前回来。即农忙种地，农闲逃荒。这次逃荒到达山西榆次落了脚。当时在榆次讨饭，祖母是出了名的。因祖母个子高，当地人都知道有个要饭的刘大个。
1937年日寇占领山西之前，祖父找到一个看门的工作，生活初步有了着落。因惦记老家的大爷，祖父又让父母带我返回老家。在家乡，父亲农忙种地农闲卖菜，大爷给大户人家抗活，母亲操持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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