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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父亲到榆次后，托姓刘的老乡的关系，在榆次火车南站工务段当了养路工人。不久二叔也在晋华纺织厂上了班，以后又到铁路北站当了一名火车连接员（挂钩的）。祖父在火车上给人家做饭。这时，全家人的生活才算有了着落。
天有不测风云。1942年10月13日祖父生病去世，享年60岁。那年，父亲27岁，二叔19岁，三叔13岁，四叔10岁，我7岁。年轻的父亲从此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当了一家之主。一家人在日寇统治下艰难度日。因为祖父去世，父亲和母亲对叔叔们非常关心和爱护，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多吃多占，尽量把叔叔们的生活安排好，照顾周到。因此，叔叔们对我的父母非常尊敬。哥嫂在叔叔们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弟兄之间从来没有吵过嘴红过脸。以后，我的父母给二叔在老家找了媳妇。二婶姓黄，家在淇县稻庄，为人憨厚，能吃苦。二叔精明强干，有胆有识，身体很棒，一直当铁路工人。在作火车挂钩工时，曾被日本人借故抓了起来，蹲过半年日本人设在太原的监狱。有一次我父亲去看望二叔，不小心摔了一跤，头被摔破，血流满面。二叔出狱后在榆次火车南站当了铁路养路工，同我的父亲在一起工作。解放后，二叔调到南同蒲（大同—蒲口）灵石车站，后又到霍县车站当养路工长。以后又调到义棠车站工作。二叔挺顾家，调到灵石后有一段时间仍给榆次捎钱。而那时他已拖家带口负担很重了。1971年10月，经医院检查二叔患了食道癌，立即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又活了5年，于1977年3月去世，享年55岁。二叔有三子三女。长子强保，二子银保，三子三保。三个女儿一个叫金梅，一个叫银梅，一个叫玲梅。祖母后来一直同二叔住在一起。于1965年3月11日（阴历2月初九）去世，享年76岁。
 1941年，三叔13岁（虚岁）进榆次晋华纺织厂皮辊房学徒，以后一直在皮辊房工作。娶郭氏为妻。三婶（1928年3月10日出生）娘家也在泥河村。三婶很早就到了山西崔家。当时因年龄小，没有马上同三叔结婚，祖母把她当女儿对待。三婶到榆次不久，1943年也到晋华纺织厂当了纺纱工。三婶本来姓郭，但在登记名字时写成了崔，叫崔凤英，后来一直没改过来。三叔工作踏实，为人诚实厚道，谦虚好学。虽未上过学，却靠自学达到了能写能读能算的程度。1948年榆次解放后曾参加过干训班学习，后来一直当技术工人。1967年患胃穿孔，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1980年退休在家，身体健康。三婶在纺织厂上班十分辛苦，每天在班上要站立7～8小时，有时要上夜班，白天因有孩子吵闹也休息不好。三婶生有一子四女。子俊保（1947年9月28日出生），长女耿芝（1950年2月15日出生），次女软梅（1956年1月29日出生），三女软玲（1958年11月26日出生），四女软琴（1962年12月26日出生）。除软琴之外，几个孩子都是我母亲给带大的。三婶嘴爱说，但心眼不错。1977年也退休了。
1942年，四叔11岁（虚岁）进晋华纺织厂当童工。1945年，14岁（虚岁）跟祖母回河南老家照顾大爷。第二年，15岁，因生活所迫，卖壮丁（卖身代替壮丁户应出的壮丁）到国民党的军队当兵。卖壮丁得的微薄收入成了祖母和大爷的生活来源。1945年7月14日（阴历）大爷去世，享年73岁，是祖母给送的终。四叔从开封开小差后流浪了一段时间，于1949年（18虚岁）逃回老家，之后又到榆次当了纺织工人。1951年到石家庄进大兴纺织厂上班。在此期间，四叔上了夜校，刻苦学习，达到了高中水平，曾经考上了天津纺织工学院。后因家小拖累，未去报到。那时，四叔结婚后有了几个孩子，负担很重。其他弟兄有时还要帮他一把。四婶是本村的，叫葛江芝（1933年阴历3月16日出生）。四婶读过小学，待人诚恳，持家勤俭。共有5个女儿，按大小叫丽莉（1955年阴历正月14出生），丽君（1958年阴历2月24日出生），丽霞（1961年阴历4月14日出生），丽旭（1964年阴历11月29日出生），丽苹（1967年阴历11月29日出生）。那时，四叔家人口多，生活负担太重，又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遂于1961年携全家从石家庄返回老家。当年到淇县水泥厂上班。四叔人很聪明能干，争强好胜，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之后，不久就在老家站住了脚。还盖了二层楼的新房子。四叔有胃病，爱喝酒。目前退休在家，有时还干点修理农机具的活儿。
我的父亲在祖父去世之后，就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重担，成天为全家人的衣食住行操心，很少考虑自己。在家中能做到先人后己，以身作则。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见过父亲穿过新衣服，却尽量让弟弟们穿得体面一些。有什么好吃的，也尽量让给弟弟们。为了减少租房开支，父亲就到火车南站附近，在原日伪时期的旧马棚遗址处，自己动手盖了几间土房子。天一下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房子后面就是铁路，火车一过，房子乱颤。此外，还在房子周围开出一些荒地，种了一些蔬菜和粮食。自己家还养了一口猪，过年时可改善一下生活。父亲还要为弟弟们的婚姻操心，逐个给他们操办了婚事。父亲对待弟弟和弟媳们的态度非常和蔼，从来没有吵过嘴红过脸。家庭生活中也比较民主，有事商量着办。从来没有因经济问题闹过矛盾。弟弟们待长兄如父，凡事均听从兄长安排。我记得那时家里条几上放着一个红色的木盒子，里面放着一个月的零化钱，谁用谁拿。可是谁都没有乱拿过，连我和妹妹以及堂弟妹们也都不乱动。这成了一种家风。在父亲的主持下，全家10多口人能互谅互让，和睦相处。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平汉铁路是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美国飞机经常在沿途轰炸扫射。父亲是修铁路的，1943年就被派去平汉铁路河南境内的临颍车站抢修铁路，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因音信不通，母亲整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父亲离开临颍车站。在回家的路上，东西被人偷走，身无分文回到老家，大病了一场。幸好那时祖母在老家，悉心照顾自己的儿子，才使父亲的病慢慢好了起来。父亲病稍好之后，于1946年10月返回榆次，仍在原单位上班。那时，石家庄以南已经解放，石太铁路是国民党统治区。父亲在祖母的陪同和照顾之下，先步行经邯郸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乘火车到榆次。那时父亲病情稍好，祖母年纪大又是小脚，每天步行只能走10～20华里，当时的艰难情景可想而知。这一段经历对父亲来说，确是九死一生，差点丢了性命。那时，正是蒋介石打内战的时候，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也是打内战的急先锋。但他却只占领了山西的铁路沿线，山西的广大地区成了解放区。国统区物资匮乏，粮食奇缺，物价飞涨。父亲回到榆次之后，全家人的日子很不好过，经常以红面（高粱面）掺和上榨油后的豆饼、米糠、榆钱榆叶和野菜充饥。
1948年7月28日榆次解放。家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全家人省吃俭用，1950年在老家盖了三间房子，了结了祖父生前的一桩心愿。1953年在榆次也盖了5间平房。这时一家人才有了安居乐业之感。父亲脸上也有了笑容。生活好一些了，仍然不忘勤俭持家。父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新的铁路制服留着给我穿，他仍穿旧的。一个小记事本是用旧纸钉的。在工作上父亲一直是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他当巡道工处理过多次铁路险情。巡道的工作是天气越坏，越要勤检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的工作可说是一丝不苟，从未出过差错。为此得到过多次奖励。父亲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对作风不正和搞歪门邪道的人，很讨厌，从不交往。我记得有一次，住在北窑村斜街同院的一个包工头，不断对三叔指桑骂槐，无端寻衅。父亲忍无可忍，就跟二叔一起打了他一顿。此后他再也不敢挑衅了。
1959年以后，赶上了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少，父亲经常饿着肚子巡查铁道，一天还要走几十公里路程。有时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躺一会儿。1960年因要修路，我们家在榆次的房子被拆。父亲为这件事生了一肚子的气，从此一直郁郁寡欢，心绪不畅。1962年2月突感腹痛，遂转太原铁路医院住院治疗。在未查出病因的情况下，突发腹腔大出血，因救治不及，于同年3月27日英年早逝，享年47岁。
父亲兄弟4人都是消化系统有毛病，这跟以往的生活情况不无关系。可以想象，过去因生活条件不好，吃糠咽菜，饥饱无时，冷热不定，肯定对消化系统造成了伤害。年纪一大毛病就出来了。
父亲去世后暂时安葬在铁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后来因发大水，把墓冲毁了。为了找墓址，三叔化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终于找到，并由四叔将父亲的骨殖带回了老家，安葬在祖父母的坟旁。这些事本来是应该由我来做的，但是，我那时在西北，回来不容易，就由两位叔叔代劳了。对此，我要深深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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