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母亲

母亲家在淇县王庄，出身贫苦。外祖母给地主家做饭，外祖父外出不知所终。外祖母生母亲时，是在一个盛草的屋子里。没有任何人帮助，自己接生，自己照顾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外祖母只想要母女能活下来，顾不上别的了。所以母亲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因外祖父外出谋生一去不归，外祖母只好带着母亲一道给地主家的长工做大锅饭。地主讲好：只管母女俩吃饭，不给工钱。母亲小时候无人照看，经常睡着后从长板凳上摔下来。稍大些便帮助外祖母干些轻活。有时还要遭到地主家孩子的欺侮和大人的喝斥。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叫王玉兰，很早就出嫁了。在母亲15岁时，外祖母去世。母亲无家可归，就正式嫁到崔家来了。我的大姨就成了母亲娘家唯一的亲人。

母亲嫁到崔家的第二年，即1929年，就同父亲、二叔一起跟随祖父母到山西逃荒去了。那时二叔才6岁。三叔就是在去山西逃荒的路上，在山西忻州一个农村戏台上出生的。1930年逃荒回来，当年秋天就随祖父母移民到了黑龙江安达一个离县城几十里的偏僻小屯子。在当地百姓的救助下度过了在北国第一个严寒的冬天。第二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同时，当地“胡子（土匪）”十分猖獗，不时到屯子里来抢劫。这些胡子什么都抢。一次把父亲的裤子也掉换走了。胡子都骑马，来去匆匆。每到一屯无论贫富，只要看上了的东西就要抢走。祖父母感到在此人地生疏，又有胡子骚扰，无法生存，便举家迁往哈尔滨谋生。在哈尔滨祖父和父亲做苦工，祖母带着二叔和三叔在菜园里干杂活，母亲到街上卖菜。母亲先生了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1932年四叔出生，祖母奶水不够，正好母亲有奶，四叔就吃上了母亲的奶水。那时母亲只有19岁。

1934年父母从哈尔滨回到老家照顾曾祖母和大爷。1935年生我时，母亲22岁。1936年秋，母亲又随祖父母一家到山西去逃荒。母亲带着两岁的我，边走路边讨饭，风餐露宿，饥饱无常。1938年祖父母一家留在榆次，母亲又带着我跟随父亲回到老家。在父亲遭受本家讹诈之后，母亲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1939年就跟父亲一起带我到山西找祖父母去了。从此山西榆次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崔家在榆次定居之后，母亲成了干家务的主力，祖母是做家务的辅助力量。母亲和祖母要做一家人一日三餐的饭菜，还要缝补全家人的衣被鞋袜，一家九口人的家务活永远也干不完。祖母做活较粗，加上眼睛不好，母亲尽量多做一些。此外，母亲还要生儿育女。在我后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夭折了。到1941年生了大妹（属蛇），1943年生了二妹（属羊）。母亲前后生过7个孩子。祖母喜欢女孩，在家主要是照料孩子。1945年以后，二叔和三叔相继娶妻生子，人口最多时达到十三、四口。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光煮稀饭就要一大锅，端起来要费很大的劲。为了吃饭，买来的粮食要用石磨、碾子、对臼，磨、碾、捣成面或去皮成米。这些活主要由母亲和二婶来做，三婶要上班做工，干得少些。有时我和四叔也帮着干一些。全家人的衣服鞋袜几乎全都是母亲和二婶她们做的，很少到外面去买。母亲一般每天晚上要很晚才睡，缝缝补补的事太多了。母亲右手腕上有个地方凸出了一块，那就是纳鞋底累出的毛病。

解放后，生活好了。1950年打算在老家盖房子，父亲和叔叔为了工作不能回去，就由母亲和祖母回家操办此事。最终房子总算盖好了，却无人居住，成了村干部的办公室，直到1961年四叔一家回去定居才利用了起来。后来四叔到石家庄工作，二叔调往灵石车站，祖母和二婶也去了灵石。榆次就剩下三叔和父亲两房住在一起了。这时父亲、三叔和三婶上班，母亲操持家务并带三婶的孩子，大妹帮母亲做活，我和二妹上学。三婶上班是三班倒，难以照顾孩子。三叔家的孩子主要是由母亲带大的。当然，大妹也帮了不少忙。大妹对家庭的贡献功不可没。

1962年父亲病故。1963年我把母亲接到了北京。那时大妹已经出嫁，三叔家一时无人照料，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困难。三叔三婶给过我和两个妹妹不少照顾，对这一点我没齿难忘。但是，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结了婚，把母亲接出来，也是顺理成章的。我想，三叔和三婶是会谅解的。

母亲到北京后不久，我就返回西北去工作了。开始几年，母亲逐渐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心情也开朗了。在404厂驻京办事处的组织下，游览过不少北京的名胜古迹。1966年1月13日我的大女儿晶晶出世，8个月后妻去贵州遵义鸭溪搞“四清”，母亲带孙女在京。女儿生病发烧，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求邻居刘奶奶帮忙，才把孩子送到医院。1968年7月1日二女儿彤彤出生后刚3个月，造反派和工宣队就采取封锁办公室，迁走户口，停发工资等没有一点人性的办法，强迫妻去安徽滁县农场劳动。母亲一人带两个孩子有困难，不得已只好把二女儿托给一位姓张的阿姨去带。一年以后张阿姨有了工作，就把孩子送了回来，只能由母亲带了。妻去农场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妻小时候得过肺结核，还有支气管扩张的毛病，所以不久就累得大口吐血。当时又不让回京，只好待在农场。后来病情没有好转，农场才勉强同意妻回京治疗。妻回京后，家里没有别人帮忙，只能自己去办住院手续。在医院住了半年多，竟没有人去看望过她。连母亲都不知道妻住在哪家医院。我那时也在西北下放劳动，回不了家。

妻出院后，家中情况有所好转。1974年12月我调回北京工作。但对家里的事管得也不多。主要靠妻和母亲照管了。但是，无论如何，全家总算团聚了。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这次挖坑搭地窝，盖防震棚，我倒是起了些作用。

母亲一直在我们这个楼门当居民组长。要管卫生，管各种票证的收缴更换，管楼内安全，等等。尽管做这些事是无偿的，但是母亲却干得非常认真负责。几乎年年在街道办事处被评为先进。母亲无论在老家，在榆次，还是在北京海淀区花园村跟邻里的关系都很好。婆媳关系也挺好。在花园村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崔奶奶。母亲生活朴实，待人诚恳，性格开朗，脾气温柔，通情达理。母亲虽未受过教育，却能做到孝敬好公婆，团结好妯娌，协助好丈夫，抚育好子女。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和贤惠的中国劳动妇女，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既平凡又伟大的母亲。

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就是血压稍高一些，平时吃点药就好了，只是身体较胖。1989年9月1日凌晨发过一次心脏病，马上到阜外医院抢救，中午12点左右病情好转出院。1990年1月11日晨母亲失语，急送海军总医院诊断为脑栓塞。在家打针吃药，病情慢慢好转，恢复了讲话能力。1990年4月29日下午心脏病复发，到阜外医院急救。30日中午病情平稳后回家调理。1990年5月11日凌晨心脏病再发，北京急救中心的急救车来家抢救无效，于凌晨3时心脏停止跳动。享年77岁。1993年4月5日清明节把母亲的骨灰送回老家和父亲安葬在了一起。

母亲一生协助父亲支撑了崔家，为家庭奉献了一生，对崔家是有功劳的。我们后人会永远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