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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初夏，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学校老师和我们班的学生都在为高考忙碌着。课程已经结束，进入总复习阶段。我们平常是全科学习，不分文理科。但按照高考要求，文理分科考试。学生根据自己报考文理科的志愿，复习不同的功课。我打算学工科，所以重点复习数理化和语文。高考前体检，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就是眼睛色弱。但是高考身体条件要求，色弱不能学工科。所以，我只能报考理科了。于是我便报考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和数学力学系及南开大学的物理系和数学系。本来报考志愿是件大事，但因家里人不了解情况，帮不了我什么忙，所以只能由我自己作出决定了。
那时，我们班的学生分成了几种情况：一种是学校根据上级分配的留苏生指标指定的留苏生。一种是学校保送生。一种是保密专业推荐生。一种是择优录取生。留苏生本人要填政审表。我们班只有一名，此人叫马治和，跟我是同桌，学习俄语一年后，考上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文科保送生3名。有赵敬、李晓岚和潘毓琛。推荐生理科2名是我和刘金亭，工科4名是方汝蓉、陈永孚、吕祯祥和张守经。保送和推荐的学校，文科是北大东方语言系，理科是北大物理系，工科是北京航空学院。推荐生政审本人不填表，但是也要进行家庭调查（听母亲说：榆次住地派出所对家里调查过）。无论是留苏生、保送生还是推荐生，都要参加高考。结果，赵敬和李晓岚进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而潘毓琛以为保送了，就未好好准备而落榜，第二年考上了南开大学数学系。方、陈、吕、张四位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陈永孚和张守经在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转到北京矿业学院去了。我和刘金亭在天津全市尚未公布高考结果之前，参加了天津市教育局专门召集在津考入东北人大的同学开的一次会。会上提前宣布我们被录取了，并说去东北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是国家需要。于是，我和刘金亭就服从国家需要，进了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1958年我又转入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其他同学也都陆续全部考上了大学。
据后来知道：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当年就从北京和天津招考了一批高中毕业生进北大学习原子能专业。但是分别在北大和东北人大物理系学基础课。1958年7月，东北人大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温希凡在给去北大学习的同学开会时宣布：“你们原来就是北大的，现在还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先进东北人大学基础课，后进北京大学学专业课了。但是，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情况有所变化；再加上为了适应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迫切需要，教育部决定从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等其他高校抽调一些学生到北大学习核专业，所以原先从京津去东北人大物理系学习的同学中，就有一部分没有回北大。另外，考取北大的一位同学跟一位考取了东北人大的同学，在报到入学后不久就互换了学校。这也说明：北大和东北人大的这批学生，都是预定要学原子能专业的同一批人。
1955年高考是在7月初进行的。我们的考场在南开中学。当时天气很热，手上出的汗水把考卷都弄湿了。每天中午要回铁中吃午饭，下午还要到南开中学去参加考试。虽然食堂伙食有所改善，但也增加不了多少营养，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好体质来支持。三天高考一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对考试结果，自我感觉良好，只是物理考得可能差点。于是便回榆次家中等待考试结果的通知了。不久，铁中通知我到天津市教育局开会。当晚我便乘车返津，第二天上午到教育局参加会议。当听到被录取了的宣布后，心中有些疑惑：我的报考志愿没有东北人大，怎么会被东北人大录取呢？当教育局的同志加以解释之后，便接受了祖国的需要。就这样，结束了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又跨过了决定我人生去向的一道关口。
我们班的同学当年基本上都考上了大学，个别没考上的，后来也都考上了。这说明当时天津铁中的教学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毕业班竟没有拍一张毕业合影照片，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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