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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15日去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四局报到。二机部位于北京三里河，门口不挂牌子,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到大楼四层东面十四局人事处报到后，被分配到十四局生产准备处。当时接待我们的是生产准备处处长王辰（后任404厂一分厂厂长）。王辰人长得矮矮的，胖胖的，待人诚恳、和善、亲切
，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还有一位总工程师叫宁志敏，过问我们的工作。具体安排我们工作的，叫郭树源，是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1956年毕业的。同时分配到生产准备处的还有王文海（原复旦大学的）、方元声（原武汉大学的）、王金煜和齐佩之（原东北人民大学的）、康永范（原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的）等同学。还有一些同学如郭福庆（原北京大学的）、魏风歧、张毓瑾（原东北人大的）等分配到了其他分厂（那时称十四局某处，共有7个处）。分配到十四局的北大同学总共约有20人。当时，十四局是404厂（设计代号：800工程。后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在部大楼里的筹备处。实际上404厂工地是在西北甘肃省境内。报到时被告知：以后要到大西北参加原子能方面的工作。工作的地方比北京城还要大，具体地点保密。我们听后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有些神秘。
报到之后立即叫我们到位于北京天坛的卫生部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射线班学习。这个射线班是二机部和卫生部合办的，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辐射防护。这方面的课程我们在大学只学过8个学时。这次进修等于又学了一个专业。射线班有50人，一部分来自卫生部的有关单位，大部分来自二机部的地质、矿山、水冶、及原子能工业的其他单位。其中有601（原子能研究所）的，有404(原子能联合企业)的，还有九院（核武器研究院）的，以404的为最多。人员中有学医的，也有学核物理的和学放射化学的；有在职职工，也有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对我们这些学核物理的大学生来说，课程不难。没有任何压力。当时班上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我那时是中共预备党员，被指定担任团支部书记。因校址紧靠天坛公园西门，距繁华热闹的前门和天桥地区也很近，课余有时到公园里散步或到前门和天桥去逛街。
1959年夏，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彭德怀发言批评1958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立即受到批判，并被罢官免职。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国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当时班里也有些学员对大跃进有看法，其中，魏××讲了一些什么“大跃进得不偿失”之类的话，被人汇报给党支部。原来党支部准备公开批判他。当党支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平常表现挺好的，不会反对党的总路线。最后总算没有批判他。1959年9月，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在政法干校（现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所在地）礼堂，给二机部在京单位的党员做了一个关于所谓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反党联盟的报告。会上把彭德怀大骂了一通。实际上，彭德怀只不过是给毛泽东提了点意见，而且事实证明彭德怀是正确的。这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说得很清楚。可以看出，毛泽东教导别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话，对他自己是不适用的。据说在这次运动中给不少干部戴上了右倾帽子。党的路线左得更加可以了，于是导致了1960年至1962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王××（原东北人大物理系的，后到北大原子能系学习）因偷看女人洗澡被人抓住的事件。王××原来也被分配到404。事情发生后被中止学习，送回了404原单位。后来又从404调到二机部第二设计研究院工作。
1959年10月1日是建国10周年。全国欢腾庆祝了一番。中央芭蕾舞团在京首次演出芭蕾舞剧《天鹅湖》。我有幸目睹了扮演白天鹅的白淑湘那出类拔萃的舞蹈风姿。当时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也受邀来华演出，票价是人民币5元。白淑湘演出的票价是人民币2元。而一场电影的票价是人民币3角钱。我那时的工资是每月人民币46元。此外，还在天桥剧场看了一场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的歌剧《货郎与小姐》，主演是著名歌唱家李光羲。
1959年岁末，二机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游艺晚会，在京单位的很多人都有幸参加。晚会上有京剧演出，有各种游戏，内容繁多，煞是热闹。我也有幸去凑了一番热闹。
在卫生干部进修学院进修期间，在我的感情生活中有了重大变化。这就是我和在东北人大物理系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于瑞玲确定了正式恋爱关系，并在1960年初的寒假期间到天津于家,
向于瑞玲的父母公开了俩人的关系，还跟于瑞玲照了合影。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大学同班同学齐××。她被分配到404之后，跟我们一起到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结业之后，因受家庭影响，表示不愿去西北工作。本来是一位很活泼的人，后来变成了郁郁寡欢沉默寡言的病人。我和同学曾去她在崇文门外的家里看望过她。她家里人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冷淡。我们到西北工作之后，她就留在了北京办事处。1965年，为了帮她解决从崇文门外到位于花园村老虎庙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404驻北京办事处办公室上班太远的困难，曾在花园村我家住过三个月。那时，我在西北工作，于瑞玲住在单身宿舍，只有我母亲一人在家。她和我母亲相处不太好，母亲不大喜欢她。1967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办事处撤销，她就被404除名了。以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结过两次婚。第一位丈夫是位汽车司机，生有两个儿子。第一位丈夫死后，再婚的第二位丈夫是位也有子女的老工人。1998年5月3日，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同学聚会时，在北大校园里才见到她，她已完全是个家庭妇女的样子了。6月3日，原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55届五班的部分同学在我家聚会，她也来参加，又见过她一面。她现在在居民委员会工作。
1960年春节过后，我便到位于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坨里的601所（后改称401所，即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实习。实习分两部分。一部分在技安室，主要学习低水平放射性测量技术。内容有低水平测量装置的原理及其建立；环境辐射监测方案的确定；监测对象的取样、样品制备、测量、数据处理及环境质量评价。那时，李德平先生是室主任。他平时不修边幅，除了搞他自己的电子学线路研究之外，不大管别的事。现在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位1957年北大物理研究室（1958年改称原子能系。1962年改称技术物理系）毕业的叫潘自强的校友。这位校友整天拿着纸条背英文单词，衣衫不整，头发不理，头发跟乱鸡窝似的，看起来猥猥琐琐。当时看不出他有多大能耐和出息，但此人后来居然当上了核工业部安全医疗防护局的局长。另一部分是在101工号（新中国第一座研究用重水核反应堆）内学习核反应堆的辐射监测及辐射防护技术。那时，重水核反应堆刚刚启动一年，我是最早去实习的人员之一。据说，当年重水反应堆的辐射监测系统是在朱光亚先生（原先是东北人大物理系教授，1955年调北大物研室教中子物理，1958年调601所二室，后调二机部九院任副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1960年6月实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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