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3月，于瑞玲提前毕业分配到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分配工作前，住在招待所。招待所的地点对我保密。我们预先约好：五一国际劳动节下午3点在中山公园门口见面。我于4月30日一早从实习地601所出发，打算乘郊区公共汽车进城。当天有5-6级大风，整个北京地区尘雾弥漫黄沙满天。我在601所汽车站等了好久不见车来，便顶风步行走到两公里外的起始站——坨里去上车。好不容易登车进到城里，我差不多成了一个土人。那时，五一国际劳动节白天在天安门前有群众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有群众联欢活动。5月1日那天，我在中山公园门口从下午3点钟一直等到晚上8点钟。天安门华灯初放，联欢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我望眼欲穿,心急如焚，一直未见到于瑞玲的踪影。第二天我又到阜成路转了半天，期望能有幸碰到她（我估计她的住地就在这一带）。但仍然一无所获，令人失望，只好悻悻而归。第三天便回601所了。对此，我心中十分不快，窝了一肚子的火气，但也无可奈何。
6月中旬去大西北工地之前，我们总算见了一面。见面时，于瑞玲说：5月1日那天，她和待分配的学员去逛颐和园，中午出来无车回城，待赶回城里到达中山公园门前时,已过了约会时间。那时，那一带已是人山人海，无法找到我了。经她一解释，我原先的火气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但此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1960年6月初准备进入大西北戈壁工地。这时候北京已是杨柳青青，鲜花盛开，景色迷人的初夏。同于瑞玲会面时，使我想起了唐朝诗人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时写过的一首《渭城曲》。诗中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要去的甘肃北部地区，距古城安西不远，荒凉景象，自古以来人所共知。在那里哪还能再见到老朋友呢？！
离别前，我特意花了23元人民币（我当时的工资是46元人民币），买了一支比国内最好的英雄牌自来水金笔还贵的幸福牌自来水金笔，送给了于瑞玲，作为我们之间爱情的信物和纪念。很可惜，后来于瑞玲把这支具有纪念意义的自来水金笔弄丢了。
当时全国已经开始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北京要买的衣物和食品已经奇缺了，只在中山公园内买到了两听牛肉罐头。在菜市口商店买了一件羔羊皮里黑呢面大衣（西北很冷）。在百货大楼买了一件银灰色风衣（工地风沙很大）。此外，在东单南大街一家花店还买了一盆海棠花（听说西北工地寸草不生，买盆花也可增加一点生活情趣），再加上我原有的衣被和书籍，我个人的准备工作就算齐全了。另外，为了在正式投产前开展辐射本底调查工作，领导要我往工地带去一台原苏联产的电子管64位定标器。那时把这台定标器视若珍宝，特别批准我乘坐软席卧铺随身携带这台仪器。
当时还没有北京直达乌鲁木齐的火车，要先到兰州再转车到404工地所在地的火车站——低窝铺（甘肃酒泉西北以远的一个4等小站）下车。第一次到兰州住在和平饭店。饭店距车站不远，设有404的办事处。那时兰州矮房较多，楼房较少，没有多少柏油路，大部分是土路。市民戏谓“下雨是水泥路，不下雨是扬灰（洋灰，即水泥）路”。市区南北有山，南面的叫皋兰山。北面的因山上有一白塔而得名，称为白塔山。皋兰山山下有一公园，名叫五泉山公园。相传汉朝大将霍去病率大军到此，但此处无水，霍去病便拔出佩剑在山上连戳五孔，泉水喷涌而出，解决了大军的饮水问题，五泉山因此得名。黄河在两山之间穿过，市区大部分在黄河南岸。此处黄河水流平稳，在河心有几片绿洲，较大的一片，称雁滩，辟有雁滩公园。当时菜农多在雁滩种植蔬菜。我有幸乘黄河上独有的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到雁滩一游。此外，还游逛了五泉山公园。在兰州逗留了3天便转车继续西行。
火车越往西行，海拔越来越高，感觉越来越凉爽。夜间车过乌鞘岭，乘客们都要增加衣服御寒。车站上的职工已穿上了棉大衣。火车继续西行，向车行方向左方看去，可看到祁连山上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铁路两旁凡有水之处，就有树有草有庄稼有人家。没水的地方，则是一片荒凉。在张掖（古甘州）武威（古肃州）一带可看到汉代土筑长城遗址和烽火台。车过酒泉，向车行右方可看到万里长城最西端雄伟的嘉峪关。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有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满腔热情和将要为祖国大展宏图的勃勃雄心。一方面怀着对西北工地的一种神秘感和美好的憧憬。同时看到西北地区的荒凉，心里不免也有一丝愁蹙、忧郁和惆怅。
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兰新铁路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站—-低窝铺车站下车，再乘通往生活区的汽车，往北车行约半小时便到达福利区住地。低窝铺站位于玉门市迤西50公里处，只有几间站房，是个4等小车站。从车站往南看去，有横亘东西的巍巍祁连山，山顶有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往北是望不到边际的黄褐色大戈壁，戈壁上长有灰黄色的骆驼刺草。由于戈壁起伏不平，从低窝铺车站看不到工地和生活区的任何踪影，只有一条铁路专线通向戈壁深处。这地方看起来既荒凉又有点神秘莫测。
那时，404的生活区仅有几栋刚刚盖好的简易楼房，我就住在一栋楼房的4层靠东面的房间里。楼房西北面紧挨职工医院，东面约100米处就是总厂临时办公楼。我们就在办公楼2楼的一间普通房间内，开始筹建404地区辐射本底调查实验室。我们的工作隶属于生产准备处，领导我们工作的是生产准备处总工程师柯友之。柯友之留学日本，学化工，是原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的侄儿。他和我们一起在大风沙中挖过管沟，在初期的建厂劳动中共同度过了一些艰苦的日日夜夜。后来，他调到了在北京的二机部第二设计研究院，任核燃料后处理厂的设计总工程师。不久，生产准备处调来了一位副处长叫张克俭。同时还调来一位科长叫齐少斌。张克俭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张克俭30多岁，原是沈阳一家皮鞋厂的厂长，工人出身，精明能干，后来调到湖北宜昌827厂（原来拟建重水核反应堆及后处理厂）任副厂长。827下马之后，留在宜昌工作。
我和北大同班同学方元声（原武汉大学的）同住一室。那时，治安情况较好，我们的房门从未上过锁。戈壁滩的夏天，干旱酷热。白天在阳光下，地面温度可达70—80摄氏度，人在阳光直射下炙热难耐。可是一到房间内就顿感十分凉爽。昼夜气温最大温差可达25摄氏度。有时夜间风起，房间门窗又不严实，一夜醒来，满脸满床尽是细细的黄沙。如果吃饭时刮风，那饭碗里就会增加不少“佐料”。这里海拔1200米到2600米，平均1500米。年均降水量只有40毫米，而年均蒸发量却高达4720毫米。平均夏季相对湿度为23%，气候十分干燥。洗过的衣服很快就凉干了。刚进戈壁滩时，多数人会嘴唇干裂，或流鼻血，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简易楼房内没有上下水，厕所不好用，大家只能到楼下方便。天气不冷时还凑合，到了冬天楼内既无水又无暖气，上厕所可就受了罪了。有一位1956年华中工学院毕业的同事，就因在室内生炉子取暖而煤气中毒，成了植物人。先后被送到兰州和衡阳住院治疗，终因中毒太深而不治身亡。
当时我25岁，身强力壮。但我的粮食定量只有26市斤，还要节约（实际上是克扣）2市斤。有时有点干菜就饭，多数时候无菜。粮食缺少时，还要以土豆代替粮食，甚至是烂土豆。就是这种土豆，大家都要带皮把它吃光。我带去的罐头没几天也全吃光了。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时，就喝点酱油汤。我们还吃过骆驼草籽，吃起来感觉有点羊膻味。后来发现有人中毒而停止食用。入冬不久我便开始浮肿，全身乏力。从一楼上到二楼都要喘气不止。单位为了照顾大家的身体，让我们住在有暖气和厕所的，条件较好些的临时办公楼二楼的办公室内，规定半天工作半天休息。那时，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但却还给每人每月供应5盒名为黄金叶的劣质香烟。我就在那时学会了吸烟。到1985年戒烟为止，我吸烟吸了25年之久。
筹建实验室的工作在不断进行中。实验用的铅室要到机修厂去做。因机修厂也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做出来的铅室粗糙不堪。在机修厂做不出测量用的铝盘，我们就临时把装胶卷的铝盒弄短来代替。没有专用上下水，我们还要挖沟埋管。总之，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从头干起。经过半年筹建，实验室就初具雏形了。为了测量投产前本地区的辐射本底水平，要到周围地区去采集水和土壤测量样品。根据测量布局，要去厂区周围80公里范围内的地点有赤金堡（大庆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的家乡）、花海乡、下西号乡、天津卫乡、玉门镇，以及嘉峪关等地。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取样车，只好乘卡车。这里冬季长达7个月，处于北方风口，每月均有多次6—8级，有时可出现10—12级的大风。最大风速可达25米/秒。一次外出去取样，汽车刚刚启动，天气就变了脸。原先晴朗的天空，刹时，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两三米之内看不清道路，风沙碎石不时扑打在身上和脸上，气氛十分恐怖。取样计划只好作罢。唐朝诗人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就十分形象而生动地描写了这种景象。
在戈壁滩上，没有绿树没有青草也没有流水，只有灰黄色的骆驼刺草和不断刮着的风沙。当时我想：在这里待下去，时间长了，人的性格可能会变暴躁的。当我们到50公里外的玉门镇去取样，看到婀娜多姿的绿色杨柳，青翠欲滴的野草和小河里孱孱的清澈水流时，顿时精神为之一震，感到全身无比轻松和爽快。只有这时候才体会到在东部沿海地区生活着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唐朝诗人李之涣有一首名为《出塞》的诗曰：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只有在此地此时才能真正体会到“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涵义。你想，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黄茫茫一片，不见一丝绿色，哪还能感受到一点点春天的气息呢！
刚到戈壁滩时，工作热情很高，我除白天筹建辐射本底测量实验室之外，晚上还应邀去给职工医院的护士和部分医生讲医用物理课。讲课是无偿的。听讲的护士和医生大多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且多为未婚女生，其中不乏既用功又漂亮的姑娘。后来，我有意将此“任务”让给了当时尚无女朋友的北大同班同学王文海（原复旦大学的）。但是他却未能射出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当然也就猎获不到爱情了。
为了迎接苏联专家到来并配合专家工作，生产准备处组织大家结合工作学习俄文。由1959年毕业回国的留苏生黄齐陶（后来任核工业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局长，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国家核安全局局长）任老师指导我们学习。后因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中止援助，加之生活困难，体力不支而停止。我那时任生产准备处共青团支部书记，黄齐陶任团支部组织委员。
戈壁滩上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文化生活也十分贫乏，可是大家既有热情也有激情。当时除偶而能看一场露天放映的电影之外，文化活动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生产准备处的大学生们只好自己找乐。黄齐陶有一台从苏联带回来的电唱机和几张唱片。还有一位1956年浙江大学毕业的小个子姚乃兴（此人原为二机部苏联专家首席翻译，跟随苏联专家参加过404的选址，参与过中国核事业的策划活动和我国与苏联关于核方面的谈判。1957年因思想右倾而被贬到404来。十年浩劫的“文革”中又被贬到404在甘肃与四川交界处的两当地区，在由404筹建的化工厂中劳动。打倒“四人帮”后，调往上海728工程处<秦山核电站设计与工程筹备处>工作，后又调往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任技术档案资料处处长），也很热心于此项活动。于是，星期天组织大家听音乐，就成了一项奢侈和高雅的活动。经常听且最爱听的乐曲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优美委婉和哀怨的旋律，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陶冶着我们的情操。此外，我抽空还读读《唐诗三百首》，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他编辑的《红旗歌谣》，李季的《玉门诗抄》，流沙河的散文诗，以及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集。此外，有时假日我们还结伴到戈壁滩上去漫游，顺便检一些五颜六色的小石子回来。这些小石子虽然比不上南京雨花台的雨花石那样名贵，但作为戈壁滩上的一种特产，放在手里或浸在水中欣赏起来，也很令人赏心悦目和心旷神怡。我还带了一些回京，一直留作纪念。现在我每年都养一盆水仙花，在春节前后开花，给节日室内添加了几分雅致和清香。在水仙花盆里放一些戈壁彩石衬底，也增加了不少欣赏情趣。
趁着环境取样的方便，我还游览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西部终点雄关——嘉峪关。嘉峪关居高临下，气势雄伟。残存的土筑长城向南北延伸，北至沙漠南达祁连，隔开了10几公里宽的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之间通道上的一座重要关隘，形势十分显要。
1960年入冬以后，全国经济形势更加严峻。那时，404工地已进有一万多人的建设大军，口粮供应成了问题。到1960年12月，最严重时全地区仅剩3天口粮。主要领导一面给中央报告要求紧急调运粮食，一面严格保密以稳定人心。同时得到中央同意，采用各种办法暂时疏散人员，以减少粮食供应压力。当时每天都有大批人员外流。有回农村的，有出外实习的，也有到外地出差的。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张克俭经领导同意，带领齐少斌科长和我这个技术员，就到北京、沈阳、吉林、大连出差去了。这一出去就是半年，直到1961年5月才回到工地。
在北京先到原子能研究所（601所）落脚。参观了一些实验室，听取了管理部门的管理经验介绍和部分实验室主任关于研究工作的介绍。收集了一些管理方面的资料。其中印象较深的有601十室（放射化学研究室）主任刘允斌。此人是刘少奇的长子，高个，消瘦，戴眼镜。待人和善、谦虚。娶一位苏联夫人。后任包头202厂（核燃料元件厂）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冲击，被迫害而卧轨自杀身亡。
在京期间，国家为了回拢货币，开始在市场上投放了高价糕点和糖果。普通糕点和糖果8角钱1市斤，而高价糕点和糖果，每市斤（500克）售价高达5元人民币。我那时仍然患有浮肿病，总有饥饿感。有时为了解馋，晚饭后到商店买上1市斤核桃酥，一口气吃光，也还不解馋。601所食堂为了加大主食份量，在玉米面做的饼子里掺进了一些白菜根，大家吃起来也津津有味。这些感觉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1961年春节前结束了在601所的活动。张处长和齐科长回沈阳，我回山西榆次，约好春节后我到沈阳与他们会合，再开始下一步的行程。我那时还不知道有探亲假，只在家待了10多天，一过正月十五，就匆匆赶到沈阳。处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犯了傻，办了一件傻事。我自己不但没休完1个月的假期，而且还冲散了处长和科长同家人团聚的好事。真是罪该万死！领导虽然不大高兴，但是也无其他办法，只得让我在沈阳住了三天就出发到吉林市去了。
在吉林我们住在江南招待所。因有处长带领，我们的饮食还不错。联系的单位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主要是了解他们的生产管理经验，索取一些管理方面的资料，还参观了部分车间的生产情况。在吉林待了两周就到大连去了。
吉林这个城市很美。松花江穿过市区，沿江和街道两旁的树上挂满了雾淞，整座城市银装素裹，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真是一片清静世界！
在大连，我们住在东方大旅社。这里条件相当不错。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大连化工厂。活动内容跟在吉林的差不多。有一件事令人难忘。
一天，自由活动，我到东方广场附近的新华书店闲逛，偶然遇到了东北人大的同班女同学姚金先。姚金先学金属专业，分配到海军系统工作，穿一身蓝色军装，待人非常热情，一定要请我吃饭。恭敬不如从命，只得应邀赴筵。其实也就是吃了一条鱼。可是那时候肚子空空，能吃上鱼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饭后，我们一同游览了位于大连海滨的星海公园。
在大连逗留了约20天左右就返回沈阳，下榻在太原街的一家宾馆。两位领导回家住宿，只留我一人在宾馆整理资料。共整理出几十份规章制度，为404厂在建厂初期制订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沈阳待了差不多近一个月，直到1961年4月底才结束。与两位领导约好五一节之后在北京集合回西北工地。我与于瑞玲约好5月1日在天津会面，她却因事未回天津。我在她家小住三天就回京了。我的未来岳母有吸烟嗜好，而我把在住宾馆时积攒下来的部分高级香烟送给了她。我还在天津劝业场附近，给老人家买了老人特别爱吃，而在当时又难得见到的天津果仁张做的花生粘和琥珀花生等食品。老人家十分高兴。
1961年5月中旬回到工地，在外出差历时约半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