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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至9月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停止供给技术资料和设备。同时，1960年到1962年又赶上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天灾人祸一起来，给中国的核工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二机部响应中央“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加快了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
原子弹可有两种装料。一种是铀-235装料，一种是钚-239装料。这时，二机部决定，在总体上加强铀线建设，暂停钚线建设。具体在404暂停了801工程（热功率60万千瓦生产军用钚-239的水冷石墨慢化天然铀核反应堆。称二分厂）和418-1工程（反应堆核燃料元件后处理厂。从反应堆辐照过的核燃料元件中提取军用钚-239。称三分厂）。加速建设901-1工程（四氟化铀<天然>氟化为六氟化铀<天然>。将从兰州504厂（浓缩铀扩散厂）送来的浓缩六氟化铀-235，转化为四氟化铀-235。称一分厂）和802-2工程（将四氟化铀-235转化为金属铀-235。铀-235金属精炼、铸造。原子弹部件加工成型。钚-239金属精炼，铸造。核武器部件加工成型。称四分厂）。并决定在北京核武器研究所（9所），北京原子能研究所（401所）和铀矿选冶研究所（五所）等单位进行技术攻关。
我就在这种形势下，于1961年5月中旬回到了西北工地。当时404厂生产准备处的工作有几项：一是抓一分厂和四分厂的生产准备；二是抓技术攻关；三是参加工程设计审查；四是抓404地区的辐射本底调查、辐射监测和辐射防护方面的技术准备以及技术攻关中的辐射防护工作。主管辐射防护工作的张克俭处长决定派我回京，到404驻京办事处的生产准备处工作。任务是，协调并解决技术攻关中的辐射防护问题；参加工程设计审查；安排辐射监测仪器设备、辐射防护器材和材料的研制与生产；辐射监测、辐射防护人员的接收与培训安排。
当时北京办事处中生产准备处的处长叫南北，是因不愿意去西北而留在北京的。此人喜欢别人拍他的马屁。有的人给他打饭送水，阿谀奉承，就会受到他的青睐。因我不会这一套，所以得不到他的赏识。人们在背后都说他“南北不是东西”。此人后来调到了二机部第二设计研究院，因乱搞男女关系屡教不改而受到党内外处分，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那时，在北京生产准备处工作的一些技术人员，有的抓工艺技术攻关，有的抓设备和新材料研制，有的抓土建设计。年轻的大学生们在一起工作，总是热气腾腾朝气勃勃的。因大家年纪相仿，在1962年到1963年之间，都陆续结婚了。在那段时间里，大家精神爽快，意气风发，相处融洽，干劲十足。
我那时白天工作，晚上到办公室看书或自学日语。因我在读小学时学过日语，有一定基础，自学起来并不困难。自学过的书有《科技日语自修读本》《最新实用日语语法》《大学日语》等。
回京后住在三里河24号门2楼靠西面的一间宿舍里。那时，木樨地一带楼房不多，还有一大片菜地。这时，跟于瑞玲的约会也多了起来。她那时住在永定路七机部二院的宿舍里，平时星期一到星期六晚上不出来，只在星期日下午才出来跟我会面。那时玉渊潭和紫竹院都很荒凉，我们没去过。别的公园我们也很少去。通常只是沿着复兴路从木樨地往东走到西单再返回来，或者沿三里河路从三里河往北走到动物园然后再折回来。有时还会沿复兴路往西走到永定路。边走边谈，谓之“轧马路”。这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方式。
我们还在人民艺术剧院看过话剧《伊索》，在民族文化宫礼堂看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当时，于瑞玲的堂妹于美玲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舞蹈演员。看《西班牙女儿》的戏票，就是她送的。
我们也在外面吃过饭，不过次数极少。只记得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斜对过一家饭馆吃过两碗高价面条。一碗面条10元人民币。我那时的工资是每月56元人民币。10元钱约相当于我工资的六分之一。折算下来，相当于现在200元钱一碗面条。当时国家还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粮食还是定量供应的。在外面吃饭要收取粮票。于瑞玲在军队系统工作，粮食供应比地方供应要好些，当然就是她出粮票我出钱票啦。
1961年秋，我们到香山观赏红叶。于瑞玲还是第一次爬上了香炉峰（鬼见愁）山顶。那时香山游人极少，在枫树林中很少能看到游人。当时，秋高气爽，红叶烂漫，两人切切私语，在枫林中款款漫步，竟如在仙境中一般。就在这时，我们决定要结婚了。
1962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没想到在1962年3月，父亲因患胃病住进了太原铁路医院。在我还未去看望父亲之前，父亲就于3月27日因胃部突然大出血而英年早逝了，享年仅47岁。我因未能在父亲去世前见父亲一面，而终生感到懊悔。我的三位叔父，在父亲生病和后事料理当中，视兄如父，做了本来应该由我这个儿子去做的事。我从心底十分崇敬和感激我的三位叔父。
1962年5月19日，经过双方人事部门的调查认可之后，我和于瑞玲在北京三里河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因预先没有跟家里打招呼，所以我就在20日先回山西榆次做准备，于瑞玲在20日先回天津，并于22日早晨到达榆次。我们结婚，既不举行婚礼也不办结婚宴会，只是同三叔一家人，并特邀房东，三叔学徒时的师傅——段师傅一起，吃了一顿便饭。结婚用品不多，只有用父亲在世时在杭州买的两床缎子被面做的棉被和一条毛毯。我穿的是我1960年在北京百货大楼定做的一套藏蓝色毛料华达呢中山装。当时我囊中羞涩，结婚所花费用都是于瑞玲平时积攒下来的。结婚后，我们还到山西霍县车站二叔家看望了祖母，逛了一趟太原。在榆次住了10天就到天津于瑞玲家去了。带给岳父母的礼品是一筐鸡蛋。那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农产品十分匮乏。在榆次一元钱可以买到3个鸡蛋。50元钱买了150个鸡蛋，装了满满一筐。这一筐鸡蛋在尚无鸡蛋供应的天津，可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珍贵许多。我的岳父母就用鸡蛋面条招待了于家的亲属。在天津住了10天便返回北京，就在和平里安了家。
当时住的房子是筒子楼的二楼，房间里既无桌子又无凳子，只有两张旧单人床。房间墙面黢黑。房间对面就是7—8家共用的厨房。一到做饭时间，便会响起“《锅碗瓢盆奏鸣曲》”。那真是“人来人往，热火朝天，蒸煮煎炸，五味俱全”。后来我们用结婚时发的家具票买了一只小衣柜，一只二屉桌和两把木椅。以后，我又自己装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这才像一个家的样子了。于瑞玲的工作单位在永定路。从和平里到永定路，上班路程太远，平时只好住在单身宿舍，只在星期六晚才回家。起先，我每天乘13路公共汽车到三里河二机部办公大楼上班。后来，办事处搬到了位于花园村老虎庙的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现在的中国工运学院）。我要倒换三次车（4路无轨电车-27路汽车-3路无轨电车-26路汽车）才能到达办公室。每天要在路上花去2—3个小时的时间。晚上回到家里，已是精疲力竭，什么也不想干了。
1963年上半年我母亲被批准在北京落户。5月初，大妹送母亲到北京。两代人同住一室。母亲来京，三叔家一时无人照料，给三叔家带来一定困难。但母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只能由我照顾和赡养，不能长期住在三叔家。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三叔是会理解的。那时，二妹正在太原读书，也要由我关照。
1963年，北京市在西郊花园村建成了一个试验性的小区，共有9栋5层不同设计样式的楼房，其中1号楼—4号楼分给了二机部。二机部将其中一部分房子分给了404在京人员。当年11月我分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就是我现在仍然住着的，海淀区车公庄西路花园村3号楼13单元10号。3口人能分到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在当时真有一步登天的感觉。那时，从二里沟西口往西一直通到北京师范学院的路很窄，路面比两辆公共汽车稍宽一些。路两边都是菜地。北面还有通往西直门的铁路。那时这里显得离市区远了些，还叫西郊花园村。但小区里有一所小学，一家粮店和一家日用百货商店。房修公司还在这里设了一个房修站。后来这里又作为试点建起了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安装了通入各户的液化石油气管道。日常生活倒也十分方便。
1963年给技术人员提升级别并提升工资。404地区1958年以前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普遍都升一级。1959年大学毕业的，个别的升一级。在404地区，我们同时北大毕业的约有20人。据我所知，只有两人提了级，一个是四分厂的同班同学郭福庆，一个就是我。404提级涨工资时，我人在北京，不在工地。提级的消息，还是别人告诉我的。当时，北京是工资5类地区，我在北京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技术13级。提升一级是62元人民币，技术12级。兰州是工资11类地区，技术12级的工资是83元人民币。404在甘肃西部更加艰苦的地区，还要再加20%的地区补贴。这次提级增资，主要由领导提名。看来，张克俭处长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
1963年6月，回西北404工地参加418工程设计审查和检查901-1投产前的生产准备工作。之后，在一个星期日，跟生产准备处的部分同事，曾到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参观。我们早晨5点乘卡车出发。大家穿着棉衣和棉大衣，嘻嘻哈哈，谈天说地，好不热闹。到上午10点以后，气温升高，约到11点人们就有太阳爆晒难耐的感觉。于是纷纷脱去棉服只穿单衣了。对俗语“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这时才真正有了深切的体会。
中午时分到达古城安西。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这里就已设置了安西郡，当时是边防重镇。古城不大，就像内地一处大点的乡村。居民多住在土坯建造的房子里。县政府的房子就设在一座四合院内。老百姓衣着褴褛，面有饥色。我们在一家饭馆吃了点面条，就又上路了。从404出发到安西，再从安西到敦煌，路程有300多公里，路上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影。
傍晚时分到达敦煌。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当年是东西方物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人口稠密，街道繁华。这时已是居民寥寥，城垣破败，城楼岌岌可危，几乎就要倒塌了。民居都是土坯建造的房子。城市规模近于安西。百姓大多面部木然，没有生气。我们在一家简易旅店下榻。当晚月光皎洁，有人便趁着月光，到5-6公里外去观赏沙漠中的奇观——月牙泉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距敦煌10几公里，闻名中外的莫高窟（千佛洞）。莫高窟位于鸣沙山与三危山交会处，四周是沙漠，唯独此处有水有草有树，风光奇特。在沙质断层上，从公元300年起，有各个朝代开挖的佛洞几百窟。窟内有精美绝伦的壁画几千幅。堪称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我们看到，有的洞窟中墙上的壁画被人剥去留下的空白，记录下外国盗窃者的可耻与罪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志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主要洞窟的情况和艺术价值。使我们领略了一番我国佛教教义和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午大家在莫高窟前面的树荫下野餐，之后驱车返回，于晚9点左右回到404驻地，结束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旅游。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经过艰苦的技术攻关，我国的核工业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1962年12月12日，北京通县北京铀矿选冶研究所（5所）开始大规模生产四氟化铀。
1963年11月，衡阳铀湿法冶炼厂开始大规模生产二氧化铀。
1963年10月6日，北京房山坨里原子能研究所的615乙工号已生产出了10多吨六氟化铀。为气体扩散厂初期投料生产打下了基础。
1962年11月，我国第一座气体扩散厂——兰州铀浓缩厂（504）气体扩散主辅工程全部配套安装完毕。1962年12月8日成批机组氟化处理开始。1964年1月14日产品浓度达到90%，一次投产成功。
与此同时，青海西宁核武器研究设计院（221），1961年到1962年底，掌握了原子弹内爆法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1963年11月，进行了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轰试验。1964年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1964年6月开展了快中子次临界试验。
我在北京工作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404）铀-235生产线工程项目建设，在技术攻关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1963年11月27日，一分厂（901-1）开始大规模生产六氟化铀。为气体扩散厂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原料保证。
1963年7月，四分厂（802-2）落成了生产原子弹部件的18号厂房，10月安装设备，并加紧攻克铸造时金属铀铸件中产生气泡的技术难关。经多次试验，终于在1964年4月30日开始生产原子弹铀芯。
在此形势之下，为了适应工程进展的需要，我在1963年12月初结束了在京的工作，返回404工地，开始了新的工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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