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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404厂）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全国各方面的支援下，经过全体职工的艰苦奋斗，克服了生活、技术、设备、物资、设计、基建、运输、生产准备等等方面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当我回厂的时候，总厂的领导已经配齐。总厂党委书记王侯山（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原是解放军某纵队司令员。厂长周秩(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个子不高，精明强干。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我国著名化工和核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姜圣阶（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原是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姜总生活朴素，平易近人，谦虚和气，正直厚道，品德高尚。姜总还经常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员工，深受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爱戴。姜总主管由原生产准备处分成的三个处：生产处、技术处和安全防护处。安全防护处下设辐射防护科、技术安全科和环境辐射水平监测实验室。实验室在总体设计中漏项，是我提出后设计院才补上的。因404地区的总体布局已定，难以找到合适的实验室地点，只好设在四分厂办公楼一楼。实验室负责404地区的辐射水平监测和评价。这次，当我从北京回到工地时，实验室也已今非昔比了。实验室不仅配备了专用取样测量车，而且还配备了多道脉冲分析器、低水平放射性测量装置等先进仪器和设备。技术人员也具有相当实力。
我在辐射防护科工作。科长叫赵延和，1956年大学毕业，曾到苏联实习过，是从第二设计研究院调来的。此人待人和蔼，心地善良。以后调到了三线在四川涪陵的816厂（第三套801反应堆和418后处理厂）工作。我在辐射防护科主要对口404地区保密级别最高的四分厂，负责四分厂生产中的辐射安全和核临界安全。铀-235是重金属，对人体有剧毒。铀-235可辐射出α射线，在人体内可造成严重伤害。这就要做好防护工作，尽量防止铀-235粉尘进入体内。高浓缩度（铀-235浓缩度93%以上）的铀-235是裂变材料，无论金属或者含金属的液体，在一定形状、一定质量、一定浓度和一定体积下，都会发生自持链式核裂变反应，放出大量中子和γ射线。这些辐射都是贯穿性辐射，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可对人体和设备造成极大损害。所以在操作前，要对操作人员进行严格训练，在操作中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核临界事故在美国的Los
Alamos研究所曾发生过多次。如1945年8月8日的例子，就是在核燃料周围把重的金属块垒起来的操作中，当刚要完成最后的重块时，集合体趋向临界。操作员受到大剂量照射而死亡。因此，我感到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我要经常下到四分厂去了解情况，向总厂领导反映他们的要求，协助他们解决问题。要经常参加总厂和分厂有关研究生产技术方面的会议。还要不断深入生产车间现场，了解试验和生产情况，并对总厂的有关人员进行了核临界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
1964年1月14日，兰州气体扩散厂（504厂）生产出了合格的六氟化铀-235。不久，404厂就用专用产品车把这些产品运到404厂的一分厂（901-1）处理。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大量运送核裂变材料，所以受到公安部和二机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专门派遣了一位姓张的处长押车。404厂保卫处派了一位处长跟车负责保卫安全。安全防护处派我跟车负责辐射和核临界安全。车上人员名单均报公安部备案。为保密起见，专用产品车的外表跟普通客车车辆没有差别，而且就挂在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客车后面。只是车窗都拉上了窗帘，停车时产品车周围有公安人员警卫。产品装在特制的钢瓶内，按照临界安全距离要求固定安放在产品车里。我们每隔2小时要对产品进行观察并用仪器检查一次。我们在车上的人员，既兴奋又紧张，都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荣幸感。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车上的厕所内曾一时失去知觉，昏了过去。待醒来后，发现自己趴在一只空的水桶上。后来，在504厂的招待所里又发生过一次。那是我在夜里上厕所时，又一次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仰卧在厕所的地板上，臀部有点疼痛。幸亏我们住的地方原是苏联专家的住所，比较清洁。当时清醒之后，没有任何不适，所以也就没有声张，别人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过。究其原因，没有发现其他特殊情况。就是在出发前，为预防肝炎，打过一针胎盘球蛋白注射液。
六氟化铀-235（气态）在一分厂转化为四氟化铀-235（固态粉末），之后送到四分厂18号厂房3号车间，用金属钙把四氟化铀-235还原成金属铀-235锭。金属铀-235锭在18号厂房4号车间的高频感应炉内精炼后，再浇铸成型。然后用精密球面车床加工成半球形的原子弹核部件。
1964年4月30日夜晚，18号厂房灯火通明，由8级车工原公甫师傅开始加工原子弹核部件。车间走廊里站满了总厂和分厂的领导。总厂的有厂长周秩和姜圣阶总工程师。分厂的有藤厂长和徐基乾总工程师。此外，总厂和分厂的生产、技术、安防、保卫、保密处科的有关人员也在现场。开始操作时，由于感到几十万人10年奋斗的成果系于一身，原师傅的心情极其紧张和慌乱，以致双手不住发抖，结果铀半球状铸件从球面车床夹具上掉到了下面的切屑盘里。这时原师傅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后经过周秩厂长和车间主任祝麟芳的安慰和鼓励，原师傅喝了一杯牛奶，放松了一下，稍事休息，就又回到车床旁接着继续加工。经精心反复进刀、测量、调整，终于在1964年5月1日早晨，加工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铀芯装料。1964年5月16日生产出我国第一套原子弹核部件正式产品。接着又生产出第二套产品。
1964年5月18日是产品出厂的日子。产品安全出厂是404厂的一件大事。经有关部门周密研究与部署，产品出厂工作在严格保卫与保密情况下进行。参加产品出厂的人员有总厂和分厂的领导，还有生产、技术、安防，保卫、保密等总厂和分厂处、科的代表。我有幸代表安防处参加了这一工作。
第一步是把铀半球装在充有氩气的特制密闭容器内。容器内垫有防震和防划伤的柔软材料。第二步是把装有产品的容器安放在运输产品的汽车上。汽车后部紧贴18号厂房4车间的后门。由四分厂的保卫科长亲自把装有产品的容器从车间搬运到运产品的汽车上，把产品车门锁好。然后，第三步是前有开道车后有警卫车，再后是有关参与人员的车辆，浩浩荡荡，缓缓驶向停在铁路专用线上的铁路专用产品车旁。铁路专用产品车停在404厂专用铁路编组站。其前后是押运武装人员和技术人员乘坐的客车和起缓冲保护作用的货车，组成了一列专列。武装押运人员一律着蓝色便装。第四步是在取货方（青海西宁221厂）和供货方（404厂）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将产品由汽车产品车上搬运到火车产品车上，将产品容器固定好之后，锁上车门并加以铅封。第五步是开动专列，由404厂铁路专线驶向兰新线，在兰新线的五华山车站停车，404厂的人员下车。专列继续向兰州-西宁方向驶去。产品出厂到此结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所有参加产品出厂人员的紧张心情才放松下来，大家都感到有一种成功和胜利的喜悦。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按预定时间起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获得圆满成功。当天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文艺工作者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了这一消息。
1964年9月底，我正在北京探亲。当我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不禁热泪盈框。我为能在这一光荣的事业中做过一些工作而感到自豪。
正当全国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开始复苏之际，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目的是整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3月，二机部给404派来了四清工作队。工作队由九院(核武器研究院)人员组成。为了表示革命，队员一律穿旧军装。四清工作队经过摸底，首先从抓男女关系入手。那时，404地区文化娱乐活动缺乏，家属问题没有解决，男女关系问题严重。据说在处级干部里，80%的人有男女关系问题。在四清前就有总厂党委书记刘昌与党委副书记车兆先的老婆通奸被抓的事发生，搞得404地区沸沸扬扬，好不热闹。1964年5月，工作队在404俱乐部二楼会议室召开科级以上干部大会。我那时还不是科级干部，我们处也派我参加了大会。大会一开始就由总厂党委副书记郑×
检讨自己的男女关系问题。大家都吃了一惊，想不到这位平时道貌岸然的书记还有这样的丑闻。之后，开始揭发和批判。其中有一位竟是那位与书记通奸的女人的丈夫。
总厂四清工作队开了这样一个头，各单位的四清工作组“照方抓药”，也都纷纷抓起了男女关系问题。安全防护处的工作组也不例外。首先抓了处长张克俭的男女关系问题。工作组把我当成了依靠对象，在召开揭发批判会之前，工作组组长老郑给我打了招呼。说张克俭处长跟原生产准备处的女图书管理员有暧昧关系，叫我在会上揭发批判。我估计，郑组长跟其他人也打了招呼。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开炮，揭出了问题。不少人发言词语刻薄，上纲上线。有一位叫刘竹生的共产党员，四川人，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在实验室化学组工作。此人平时说话不多，见人面带笑容，这次突然发难，言词慷慨激昂，出人意外。他恶毒攻击说：张克俭（处长）全“烂掉”了。老崔是张克俭的亲信，是“烂而不掉”的！此话一出，四座愕然。同时，实验室的一部分工人，也在一位跟我同时北大毕业的，叫田志恒的人的唆使之下，大肆起哄，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四清工作组的人一看苗头不对，立刻中止了会议。事后我想，平常我和这些人来往不多，也没有得罪过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出色，受到处长的重视。1963年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给我提了一级工资，他们心中不满和嫉妒，便借题发挥，乘机加以发泄。这时，在我心里充满了义愤。这些人为了几元钱的蝇头小利，可以不要自己的人格，甚至共产党员也可以不要党性，不尊重事实，胡言乱语，满口喷粪。我从心眼里鄙视这种人，看不起这种人。我可怜他们，我更唾弃他们！好在工作组及时扭转了这种歪风邪气，但却使我认清了这些人的丑恶嘴脸。除此之外，在以后的一些会议上还对实验室的负责人赵××进行了揭发批判。主要内容是他对个别实验室女工动手动脚，行为不大检点。
不久，安全防护处又处理了一桩丑闻事件。一位叫赵小元的未婚的实验室化学分析女工，向工作组交代说她已怀孕8个月了。男的是同实验室的工人，父亲是酒泉专署专员。赵小元家在北京，父亲是国家计委的一位局长。赵长得膀大腰圆，怀孕7-8个月仍在打篮球。工作组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派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护送赵回北京分娩。当两人由京返回单位时，被火车上的乘警拘留。原因是车上有人举报，说他们俩有不正当行为。当乘警分别讯问他们时，女方承认有不检点行为，男方否认。在低窝铺车站，二人被车上乘警转到车站派出所。派出所叫我单位去领人。工作组就派我去把他们接了回来。当工作组找他们谈话时，俩人都否认。事情只得不了了之。男的叫杨正，四川人，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已婚，为人诚实。女的是一位化学分析工，上海人，已婚。可能女的对杨正平时有好感，在旅途中有亲昵表示。
那时，别的单位派人到404搞四清，404也派人到西宁221（核武器研究院）搞四清。此外还要派人到地方上去搞四清。总之，所谓“四清运动”就是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整。而且整的都是基层干部和群众。实际上是左顷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折腾哲学”和“整人哲学”的更进一步的具体体现。404的“四清运动”除了耽误了不少工作时间，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之外，也没搞出什么明堂，就草草收兵了。前后搞了有一年时间。安全防护处的工作仍在张克俭处长领导下，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这就是我对404地区“四清运动”的一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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