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国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开始复苏之际，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目的是整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3月，二机部给404派来了四清工作队。工作队由九院(核武器研究院)人员组成。为了表示革命，队员一律穿旧军装。四清工作队经过摸底，首先从抓男女关系入手。那时，404地区文化娱乐活动缺乏，家属问题没有解决，男女关系问题严重。据说在处级干部里，80%的人有男女关系问题。在四清前就有总厂党委书记刘昌与党委副书记车兆先的老婆通奸被抓的事发生，搞得404地区沸沸扬扬，好不热闹。1964年5月，工作队在404俱乐部二楼会议室召开科级以上干部大会。我那时还不是科级干部，我们处也派我参加了大会。大会一开始就由总厂党委副书记郑×
检讨自己的男女关系问题。大家都吃了一惊，想不到这位平时道貌岸然的书记还有这样的丑闻。之后，开始揭发和批判。其中有一位竟是那位与书记通奸的女人的丈夫。
总厂四清工作队开了这样一个头，各单位的四清工作组“照方抓药”，也都纷纷抓起了男女关系问题。安全防护处的工作组也不例外。首先抓了处长张克俭的男女关系问题。工作组把我当成了依靠对象，在召开揭发批判会之前，工作组组长老郑给我打了招呼。说张克俭处长跟原生产准备处的女图书管理员有暧昧关系，叫我在会上揭发批判。我估计，郑组长跟其他人也打了招呼。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开炮，揭出了问题。不少人发言词语刻薄，上纲上线。有一位叫刘竹生的共产党员，四川人，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在实验室化学组工作。此人平时说话不多，见人面带笑容，这次突然发难，言词慷慨激昂，出人意外。他恶毒攻击说：张克俭（处长）全“烂掉”了。老崔是张克俭的亲信，是“烂而不掉”的！此话一出，四座愕然。同时，实验室的一部分工人，也在一位跟我同时北大毕业的，叫田志恒的人的唆使之下，大肆起哄，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四清工作组的人一看苗头不对，立刻中止了会议。事后我想，平常我和这些人来往不多，也没有得罪过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出色，受到处长的重视。1963年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给我提了一级工资，他们心中不满和嫉妒，便借题发挥，乘机加以发泄。这时，在我心里充满了义愤。这些人为了几元钱的蝇头小利，可以不要自己的人格，甚至共产党员也可以不要党性，不尊重事实，胡言乱语，满口喷粪。我从心眼里鄙视这种人，看不起这种人。我可怜他们，我更唾弃他们！好在工作组及时扭转了这种歪风邪气，但却使我认清了这些人的丑恶嘴脸。除此之外，在以后的一些会议上还对实验室的负责人赵××进行了揭发批判。主要内容是他对个别实验室女工动手动脚，行为不大检点。
不久，安全防护处又处理了一桩丑闻事件。一位叫赵小元的未婚的实验室化学分析女工，向工作组交代说她已怀孕8个月了。男的是同实验室的工人，父亲是酒泉专署专员。赵小元家在北京，父亲是国家计委的一位局长。赵长得膀大腰圆，怀孕7-8个月仍在打篮球。工作组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派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护送赵回北京分娩。当两人由京返回单位时，被火车上的乘警拘留。原因是车上有人举报，说他们俩有不正当行为。当乘警分别讯问他们时，女方承认有不检点行为，男方否认。在低窝铺车站，二人被车上乘警转到车站派出所。派出所叫我单位去领人。工作组就派我去把他们接了回来。当工作组找他们谈话时，俩人都否认。事情只得不了了之。男的叫杨正，四川人，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已婚，为人诚实。女的是一位化学分析工，上海人，已婚。可能女的对杨正平时有好感，在旅途中有亲昵表示。
那时，别的单位派人到404搞四清，404也派人到西宁221（核武器研究院）搞四清。此外还要派人到地方上去搞四清。总之，所谓“四清运动”就是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整。而且整的都是基层干部和群众。实际上是左顷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折腾哲学”和“整人哲学”的更进一步的具体体现。404的“四清运动”除了耽误了不少工作时间，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之外，也没搞出什么明堂，就草草收兵了。前后搞了有一年时间。安全防护处的工作仍在张克俭处长领导下，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这就是我对404地区“四清运动”的一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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