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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62年5月结婚，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此对家庭有了责任感。父亲去世后，母亲同三叔一家住在一起。因三叔三婶都在晋华纺织厂上班，母亲要照顾他们的孩子和料理他们的家务。1962年下半年，二机部为解决职工困难，向北京市政府申请了一批进京户口指标。我是父母的独生儿子，父亲去世后，我有责任赡养母亲，于是便申请母亲进京落户。1963年4月，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批准了二机部申请的进京落户指标。5月大妹送母亲来京。1963年11月，从和平里筒子楼搬到花园村宿舍，从此就在北京落户了。那时，二妹还在太原幼师读书，我还要关照她的生活和学习。我曾给她联系过转学，但没有成功。理由是，她读的是职业学校，不能转学。1964年二妹毕业后，留在太原，在一所回民小学任教。1971年结婚，1980年10月同妹夫一起调回天津定居。
1963年12月，我返回到404工地。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我每年回家探亲一次，坐火车要花三个白天两个夜晚的时间。开始几年因无孩子负担较小，探亲来回可乘硬席卧铺。后来有了孩子，家庭负担加重，就只能坐硬座了。因长时间坐火车，腿脚得不到活动，待回到家里或单位，腿部浮肿，精神疲惫，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
 1966年1月，于瑞玲要生第一个孩子，预产期是1月28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要在孩子出生前赶回北京家中。那时正赶上春节前人们回家乘车高潮，为了买到回京车票，我冒着5-6级大风和刺骨的严寒，排了大半夜的长队，才买到了1月15日的车票。上火车还是经同事帮忙，从车窗爬进去的。车上几无立锥之地，只得站了一天一夜，到兰州后才有了座位。当我1月18日回到家中时，大女儿已在1月13日提前出世了。那时二妹放寒假在家，便由二妹接她们母女出院。我第一次看到女儿时，内心感到有一种第一次作父亲的骄傲和幸福。同时对妻子也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妻子怀孕和分娩期间，我都不在妻子身边，没有给她一点直接的关爱和慰藉。妻子在怀孕期间，为了避免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的困难，暂时住在永定路航天部二院集体宿舍里。临产前夜，妻子感到不适，没有惊动别人，是在半夜2点钟收拾好必备用品，自己走到七机部721医院的。那时，我的岳父岳母也从天津赶来照料他们的女儿。我到家后患重感冒，为了刚刚出生的女儿的安全，只得与妻子暂时分居两室。女儿是我和妻子爱情的结晶，我们就给女儿起名叫晶，小名就叫晶晶。为了留下点女儿婴儿时的形象，向邻居朱霞云家借来一架苏联产的照相机，给女儿拍了几张具有记念意义的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我在西北工作期间，一直带在身边，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和鼓舞我工作的精神力量。在妻子“坐月子”期间，我尽量多做些家务活，来减轻妻子和母亲的负担。实际上也没能帮上多少忙，探亲假只有一个月，到期按时返回了西北工地。
1966年8月，妻子被派到贵州遵义鸭溪去搞“四清”。北京家里留下了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和患有高血压的母亲。在妻子去搞“四清”期间，女儿曾生病发高烧，母亲束手无策，还是靠邻居刘奶奶帮忙，把女儿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急救，女儿才脱离了危险。贵州遵义一带多山地，百姓生活很苦。妻子在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糙米饭就南瓜叶蘸辣椒汤。住的是漏缝的木板房。此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要经常爬山越岭，走门串户，工作十分艰苦。此外，还要提心吊胆防备坏人袭击。后来，贵州地区的“文革”也折腾了起来，“四清”工作队为了避免造反派纠缠，才于1967年3月匆匆撤离鸭溪回京。
在“文革”中，七机部分成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妻子因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总是受到歧视，为了少惹麻烦，哪一派也没参加，当了逍遥派。那时，科研工作全部停止，她就成天读《毛选》，背诵《老三篇》，参加两派召开的群众大会，用红纸刻画毛泽东主席头像。既要表示积极参加运动，又要表示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但却白白耗去了许多宝贵的时光。虽然她本人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但天津家里却不断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1968年7月1日，二女儿出世。取名彤，小名彤彤。这次仍然是妻子自己做好准备工作，自己联系住院。仍然由二妹接妻子出院。因“文革”当中食品供应较差，加之照料不善，营养跟不上，妻子满口牙齿松动，有的陆续脱落。后来不得不安装义齿。
1968年11月，妻子单位工宣队通知她下放安徽滁县军队农场劳动。当时，大女儿才两岁多，二女儿刚四个月，母亲又有高血压，妻子一走，北京家里无法维持。我在西北通过组织给妻子单位发函介绍了家中困难，希望给以关照。妻子也向工宣队再三请求给以适当照顾，希望留在北京劳动。但是这些人“左”得发紫，不通人性。他们封了妻工作的实验室的房门，停发了妻的工资，强行转走了妻的户口，断绝了妻的生路。一天早晨6点，工宣队到我家用威胁的口气下达了“最后通牒”——限期三天离开北京，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妻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把二女儿托付给花园村宿舍一号楼的张阿姨家全托照料，大女儿由母亲照料。这才离京到安徽滁县南京军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从此，一家六口人分在五个地方生活。
妻子在农场插秧、垒坝、搬石头，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的活。因妻子小时候得过肺结核，后来又患有肺支气管扩张症，到农场前就已吐血，之后又累得加重。但就是这样，军宣队也不让她回京治病，只让她到南京市南京军区总医院诊治，在农场做些轻体力的活。
1969年9月，我和妻约好回京休假。妻只有20天假期，一过“十一”就要回农场。临走那天，我带大女儿到北京站去送她。当列车开动时，女儿嚎啕大哭，嚷着要妈妈。妻在车窗里也热泪盈框。我此时的心碎了，一时鼻子发酸，泪如泉涌，感受到了“生离”的滋味。
1970年3月，妻的病情加重，喀血不止，在农场的军宣队才让妻回京治疗。那时，托养二女儿的张阿姨已找到了正式工作，只带了一年，就把二女儿送了回来。母亲一人带两个孩子已十分辛苦，没有能力再照顾妻子。妻子回京后拖着病体，自己去看病，自己办理住院手续住进了七机部721医院的结核病房。在妻子住院期间，没有一人去看望过她。我曾托到京出差的同事顺便去看望妻子，但因母亲也不知道妻住在哪家医院而作罢。妻住院半年，到1970年下半年才出院自行调理。住院前后，我曾拜托家住上海的，在404二分厂二车间任副主任的朋友朱仁发，给妻购买过一种叫《止血宁》的中药，也托人在云南给妻买过止血中药三七和云南白药，聊表对妻子的一片关切之情。
1971年初，母亲血压高，头发晕，干不了重活。妻子开始带病上班。有时一累仍要咳血。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妻还要怀抱二女儿，带领大女儿，肩背手提，购粮买菜，维持生计。那时，北京家里真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弱的弱，“老、弱、病、残”占了三样，日子实在难过。
我远在千里之外，帮不上家里一点忙。没有尽到对老人的孝道，也没有尽丈夫对妻子的关爱，更没有尽到对女儿抚育的责任。内心感到十分惭愧。我欠家里的太多了。于是我开始请求调动工作，以便解决家庭困难。
我先找了姜圣阶总工程师，讲了我的困难，他很能理解，也很同情，答应有机会时，跟人事处讲一下，但希望不要离开核事业。我又找了二分厂的党委书记李桂春。他说：“你是技术骨干，不能轻易放你。可以批准你把家属调来。”1971年回京探亲，同妻子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举家迁往西北时，考虑到西北地势高气压低，母亲患有高血压病，如到西北恐对母亲的身体不利。于是果断决定：争取我能调回北京。当我对李桂春讲了上述理由仍然要求调回北京时，李说：“如果你能在北京找到单位，我就同意放你。”言下之意是，我在京难以找到接受我的单位。
1972年妻子找了她们单位（七机部二院25所）的人事部门，要求把我调到25所工作。那时25所三室需要学物理专业的技术人员开展红外探测项目研究，听说我是北大学物理的，很感兴趣，决定立即调档。我们的党委书记李桂春有言在先，无奈之下只好同意放人。404厂总厂人事处在姜总打了招呼之后，也同意调档。我的档案调到七机部二院25所之后，因无户口指标，调动之事暂时搁浅。
197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向二机部要人，我的档案又转到了高能所。后来二机部跟高能所在调人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高能所只要技术人员，不要行政人员。而二机部希望高能所既要技术人员，也要接收部分行政人员。双方坚持己见，各不相让。最后二机部决定一个人也不给了。这样一来，我的工作调动也就“告吹”，只能再等机会了。在此期间，二机部卫生防护局想要我去。我考虑在部机关工作浮在上面“太虚”，不如在基层干点实事好，所以没有答应。
1974年，一天，404厂人事处处长孔树林问我：“清华大学200号820工程要人，你去不去？”当我了解到820工程是国防科工委领导下的一项核电工程时，我说：“去！”。于是我的档案又转到了清华大学人事处。1974年11月，接到清华大学的调令。1974年12月，404反应堆分厂派反应堆操纵员刘齐召（此人后来当了404厂厂长）接替我的工作，我就告别工作了15年的404厂，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我新的工作和生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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