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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起了“文化大革命”。同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这张大字报随着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和传达，再加上红卫兵的传抄散播，很快就传遍全国。“炮打”“炮轰”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的浪潮从此喧腾而起。
1966年8月中旬，404地区在俱乐部门前出现了有《炮打司令部》内容的大字报。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人们议论纷纷，不大相信这张大字报的真实性。不久就有人贴出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小字报，并开始揪斗总厂领导。这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事态发展抱观望态度，对一些做法很不理解。
404地区的生产仍在正常进行中。
1966年12月20日，801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12月31日，801反应堆功率提升到额定功率的0.5﹪。随后逐渐分阶段提升功率，直到满功率稳定运行。
五车间在反应堆提升功率的每个阶段，要抓紧时间，组织力量，测量反应堆不同功率水平下，反应堆厂房内各个重要操作部位（反应堆顶部操作大厅、反应堆下部卸料及检修空间、主泵大厅、热元件储存水池上部空间、各岗位值班室及检修工作人员活动区等处）的γ辐射水平和中子通量密度水平。以此检查反应堆屏蔽设计的优劣和屏蔽的实际效果。从屏蔽检查的结果看，屏蔽设计附合安全要求。
对404地区，中央三令五申不准串联，不准停产闹革命，不准冲击801反应堆厂房。1967年初，西安技工学校的学生不听劝阻，到404地区串联。并和当地的所谓造反派串通，搞“打、砸、抢”。他们要砸烂“公、检、法”，抢档案。他们还揪斗各级领导。1967年2月3日，在404地区批斗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大会上，西安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和所谓的造反派像发了疯一般，又砸喇叭，又打人，还砸会场，引起人们反感，很不得人心。于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另外一派成立了“2·3战斗兵团”。不久，对立一方由设计院的人和404的人联合成立了矿区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矿红”（404厂在甘肃的公开名称叫西北矿山机械厂，所在地区称矿区）。开始了两派的激烈争斗。不久404地区实行了军事管制。军管会由404地区警卫团和防空部队的空军师组成。军管会也分成了两派。警卫团支持“2·3兵团”，空军师支持“矿红”。
从此，404地区就不得安宁了。
由于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停产闹革命，不准冲击厂房，所以反应堆工厂一直在排除干扰正常运转，并不断在进行着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
与反应堆建成投产的同时，钚线中重要一环的热铀元件后处理厂（中间试验厂，代号717工程）也在1965年5月开工，排除“文革”干扰，于1967年7月1日一次投产成功。钚线中的另一重要环节的钚化学冶金与核部件加工车间，也于1968年9月完工并投料生产，拿出了合格产品。为我国第一颗钚弹提供了装料，保证了1968年12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钚氢弹的核爆炸试验成功（我国第8次核试验，约300万吨TNT当量。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装铀氢弹爆炸试验成功，300万吨TNT当量）。接着，正式的大型后处理厂418-1工程，在混乱的“文革”风暴中，经4年抢建，于1970年4月建成投产。至此，在“文革”高潮中，于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内，建成了完整的原子弹装料钚生产线。
1967年全国武斗成风。在武汉“七·二○”事件之后，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给全国武斗火上浇油。受全国武斗影响，404地区的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967年8月23日发生了大规模武斗。“矿红”一派当场打死“2·3”一派8人
，打伤多人。当时，生产停顿，人心慌慌，整个404地区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武斗时，我仍在坚持上班抓生产。由于武斗，交通断绝，班车停开。当晚我就在办公室过夜。第二天一早“矿红”一派便开来卡车，进厂区抓人。我和“2·3”派的一些车间和科室领导便被手持长矛的造反派抓到卡车上，拉到福利区小学校广场。开始叫我们跪在地上，高举双手。接着就过来一群红卫兵用皮带劈头盖脑地抽打我们。我身上也被打了几十皮带，只感到身上头上，火辣辣地疼痛，心中愤愤不平，但却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接着，把我也算作当权派，和总厂的局、处级领导们一起，计有30多人，关在一间没有桌椅的空教室里，由造反派对我们训话。给每人发了两张白纸，叫我们交代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我们这些人就东倒西歪，挤坐在冰凉的水泥地面上，沉默无言，等待着造反派的发落。国务院得悉404地区发生武斗的报告后，紧急电令造反派立即释放被抓人员，马上恢复生产。8月24日下午我就和其他被抓人员一起被放了出来。
武斗后，404地区生产瘫痪，商店关门，交通断绝，时时有满载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棍棒的造反派的卡车呼啸而过，气氛十分紧张。由于感到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们纷纷逃离了404地区。我也在9月初逃回了北京。在回京的过程中，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由于逃离时行色匆匆，没有带路上用的食物，从低窝铺上车直到西安约有28个小时粒米未进。原打算到西安添水加料，再上行程。可是，晚上12点，当车到西安时，出站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西安刚刚发生过一场全城性的大规模武斗，造反派正在车站抓人。家家门户紧闭，商店全都关张，全城一片恐怖。车站外面几乎看不到人影，更无食品可买。于是，我当机立断，乘慢车赶往郑州。中午车到郑州，正赶上天下大雨，无法出站。而这时正好有去石家庄的慢车就要开车，于是没有出站便立即转车奔向石家庄。这时已有40小时滴水未进了。秋雨绵绵，西风萧瑟，饥肠辘辘，寒气袭人，真正感受到“饥寒交迫”是什么样的滋味了。晚上10点，车到石家庄。站外有刚上市不久的雪花梨在卖。于是我就如狼似虎般吃了一顿雪花梨大餐。餐后很快便乘太原到北京的快车回到北京家中。到此为止，历经55小时之后，才算结束了这次饥寒交迫与惊恐疲惫的旅行。这时，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安全。在京期间，读了不少各种小报。我把我认为有某种价值的材料集中起来，寄到了404工地。待我回到404时，材料已被魏凤歧取走了。事前事后都未跟我说一声。在京待了一个多月，待404地区局势平静之后，于10月中旬，返回西北工地。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席卷全国。从1967年1月31日到1968年9月5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夺权后，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有所谓的“二月逆流”，“抓叛徒”，武汉“七·二○”事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杨、余、傅”事件，等等。总之是，全国上下夺权，干部打倒一片，武斗不断升级，搞得天下大乱。由于404地区是军管地区，夺权之风波及到404地区是在一年以后
。
1967年下半年。当时，反应堆工厂设备科有个科长叫张川。文革初期他上窜下跳，带头揪斗当权派，冲击“公、检、法”，搞“打、砸、抢、抄、抓”，是一个典型的造反派头头。我对此人的所做所为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我就把“川”字转动90度，改成一个“三”字，写了一张题目为《阿三革命de故事》的大字报
。我结合当地发生的事件，把此人的丑恶嘴脸，通过文学手法，揭露得淋漓尽致。这张大字报洋洋万言，经人抄写贴到厂区食堂墙上，立即引起轰动。大字报署名是红艺兵，一时间造反派十分恼火，但还闹不清楚是谁写的。后来经过造反派们四处探听才知道是我的手笔。于是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68年12月
，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看到车间的造反派已在办公室外等候。待车间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一到，便宣布夺权。当时我和主任书记一起被勒令停职检查。在“解放”干部时，我起草的大字报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我攻击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经多次检查也通不过。不久，我被下放到车间运行一班（四班倒）跟班劳动。班组一级也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将技术员班长都换成了工人班长。
1969年1月9日0点—6点班，因误操作，发生了反应堆34-32工艺管失水铀元件严重烧结事故。因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故，没有处理事故的经验；加之技术人员靠边站，领班工人多为二、三级技工水平，延误了处理时间，加重了烧结程度。在处理事故中，因无经验，未敢用机械钻取设备，而是采用人工推磨方式钻取强放射性热铀元件，致使强放射性热铀元件碎片、活化后的工艺管和石墨套管碎片，随刀具带出孔道，形成很强的β、γ辐射源。同时，人工放射性气体和气溶胶弥漫了整个反应堆大厅，放射性污染十分严重。反应堆大厅简直成了一个大的热室，人们就在这种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处理事故，不少人接受了大剂量的辐射照射。参加事故处理的共有72人，其中接受γ外照射剂量在1.2雷姆以内的占55.5%,在5雷姆以内的占83.5%,在15雷姆以内的占99.13%,最大者为30雷姆。约56%的人员裂变产物体内摄入量在10微居里以内，超过40微居里的有7人，有2人高达100-200微居里。当时的国家标准规定：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容许水平为5雷姆。以反应堆大厅操作工周茂功为首的12个人受到超剂量照射。当时，周恩来总理立即派飞机把受超剂量照射的人员接到北京解放军307医院治疗。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也派出以史元明为首的专家们，到404现场协助测量和估算摄入体内的裂变产物放射性。处理事故集体被命名为“34-32英雄集体”，受到国务院的表彰。事故发生在运行三班，我那时跟班劳动的那个班是一班，反应堆发生事故时运行一斑正在休班，没有赶上处理事故，所以未能享受到那份荣誉。但在事故后，在处理反应堆大厅的放射性污染时，我也出了不少力气，接受了不少辐射照射。我以后还参与了事故总结，为后来处理类似事故，积累了经验。由于那时全国一片混乱，制造铀元件的包头202厂和制造工艺管的哈尔滨101厂生产都不正常，产品质量大幅度下降，到我1974年12月调离反应堆工厂时，类似事故先后共发生了11起。由于有了处理这种事故的经验，又采用了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受照水平和大厅污染水平都有了明显下降。
1969年，404地区全面夺权后，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本来到404工作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应该没什么再审查的必要。可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仍然把一些业务技术骨干抓进了“牛棚”。每次开群众专政大会抓人，气氛都十分紧张和恐怖，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致使国防生产受到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感情受到伤害。反应堆工厂第一次被群众专政的就有大学同班同学魏××。此人在天坛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结业后，到北京二机部第二设计研究院参加801反应堆的设计工作。平常不断到我在北京的家中串门，和我们家的关系不错。1966下半年魏回到工地，在我那个车间任仪表组组长，是我的下属。“文革”初期，他像着了魔似的，十分活跃。凡是有批斗当权派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我和大学同班同学王金煜多次劝说，他都听不进去。后来居然还整起我来，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我实在想不通，他到底要干什么？
当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也受到审查。因为妻子于瑞玲是资本家出身，我不会不受到牵连。为此，1969年10月，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之后，我被“发配”到玉门（此玉门是出产石油的玉门市，不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附近我们厂自己开办的五华山“五七农场”劳动。在“五七农场”劳动期间，单位借给每人老羊皮大衣一件，大头鞋一双，狗皮帽一顶。我们穿上这一身“行头”，再在腰间勒一条草绳，那形象就跟“威虎山下来的”差不多了。劳动内容主要是冬灌。肃北地区一年只种一季春小麦。冬季用水漫灌，春季播种，秋季收获。我们浇水采用深水泵。早上5点半，天尚未亮就要去开泵。天亮后有人接班。浇水的活倒不累，可是就怕跑水。因天寒地冻，一旦跑水，很难找到现成的松土用来堵决口。这时就要锹镐并用，使出浑身解数，冒一头大汗了。下放劳动中，与我同住一屋的是我在北大的同期同系不同班毕业的同学高永达（后调往浙江海盐秦山核电站工作）。我们劳动时一起出工，休息时一起聊天散步，心情倒也比较舒畅。劳动时只出力不费神，能吃能睡，体重倒增加了不少。经过风吹日晒，我的脸色黑红，体格健壮，真不大愿意再回单位工作了。
1970年5月，结束农场劳动回厂。回厂后，在厂革委会生产组工作。当时因各种生产管理科室被撤销，严格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生产秩序比较混乱，各种事故不断发生。从1969年1月以后，就发生了元件烧结事故多起,使堆芯受到严重损伤，人员不断受到大量辐射照射。1972年5月25日下午，又发生了发料事故。当时，一桶经“冷却”（经一段时间衰变，放射性减小）后的热铀（在反应堆内经辐照过的）元件，在发料装车时卡在料斗中，一部分热铀元件掉落在容器车上、发料间地板上和铁轨夹缝中。每块元件都是一个强γ辐射源。发料间空间窄小，加之发料车结构复杂，无法远距离操作处理。为了减少辐射照射，只能让工作人员轮换进入发料间直接用手钳处理。结果39人参加处理事故，其中3人受照剂量为5—10雷姆，3人受照剂量为3—5雷姆，7人受照剂量为1—3雷姆，26人受照剂量为1雷姆以下。
为了加强生产管理，不久又恢复了管理科室。我被调到安全防护科任科长。
在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据说苏修曾打算给中国的核工业“做外科手术”，要把中国的核工业“扼杀在摇篮中”。
1970年10月，为了备战，根据中央关于国防工业要“山、散、洞”的方针，404的反应堆工厂和热铀后处理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要一分为三。三分之一的人去位于四川绵阳的821厂。三分之一的人去位于四川涪陵的816厂。这两个厂都是404厂钚线中的两个厂（反应堆工厂和热铀元件后处理厂）的翻版。当时战备气氛非常紧张，好像苏修马上就要打来了似的，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希望能尽快离开404地区。当宣布调走人员名单时，我不在要调走的人员之列，是留下的三分之一的人员之一。当时我感到很是无奈，有一种只好等待要挨苏修导弹袭击，准备与反应堆厂房共存亡的感觉。宣布要走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快速准备家什行装，10天后准时离开404地区，匆匆进川去了。后来，中苏之间并没有打起来，404地区仍然照常加紧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而进川的人属于紧急疏散人员，没有现成住所，只能住在农村老乡家中，遭受着生活中的种种不便和困难。一些不切实际的三线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我所知，在核工业系统属于这种工程的就有四川涪陵的816工程（反应堆和后处理厂）和湖北宜昌的827工程（重水堆和后处理厂）。
原先，在1969年7月初，林彪提出“酒泉、包头的原子能工厂要搬。1970年准备迁完。”当时中央军委的吴法宪等林彪死党坚持要把反应堆也搬到四川去。这是明显的瞎指挥。因为反应堆的堆芯是用几千块核纯石墨块堆砌起来的，而外围屏蔽层是用重晶石混凝土浇灌而成的，热工水力设备及承重结构多为大型预埋件，又带有很强的放射性，根本无法拆除。如果硬要拆除，无疑等于将反应堆彻底破坏。国家投入巨资，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花费多年时间，在荒漠中建造起来的我国第一个大型核基地，将毁于一旦。而那时三线尚未建成，这就势必要中止核燃料的生产，从而削弱我国的国防实力。404的姜圣阶总工程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据理力争，顶住了这股拆迁歪风的压力。后来，周恩来总理指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这才使中国的核工业避免了一场浩劫，保住了404的反应堆和404这个核基地，为我国多生产了大量的军用钚核燃料。
在反应堆开始运行后的一段时期内，燃料元件和工艺管破损事故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反应堆的生产能力。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元件破损自动巡回监测系统方案。经采纳后，由有关人员通过对事故过程的详细分析，找出了事故时有关信号参数变化的规律，研制成元件破损自动巡回监测系统，提高了事故位置判断的准确率，从而大大缩短了元件事故和工艺管事故处理的时间。在此之前，判断元件事故和工艺管事故，都由五车间运行值班人员完成。值班人员要携带仪器由反应堆厂房的7层跑到3层，先拔出沉重的防护塞，再用仪器一个一个测量从工艺管引出的冷却水流量计管道内的放射性水平高低，来判断事故位置。这种方法又笨又慢，判断事故的准确率又低，工作人员还要接受不少辐射照射。现在值班人员在值班室就可以快速、准确地做到这一点了。
原先反应堆装料、卸料、更换工艺管和石墨套管，为了减少人员受照剂量，都要停堆操作，从而减少了反应堆的有效运行时间。后来，由防护科组织有关防护人员，摸清了运行中的反应堆在装卸料、更换工艺管和石墨套管时，孔道口的中子与γ辐射强度的空间分布规律，由防护科制定出不停堆装料卸料、不停堆更换工艺管、不停堆更换石墨套管（简称“三不停”）操作防护规程，采用了适当的防护措施和装置，实现了“三不停”操作。从而保持了反应堆的连续运行，延长了反应堆的有效运行时间，为国家多生产了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不久，404地区在科级以上干部中做了传达。传达是在404地区俱乐部举行的。那天俱乐部门前警卫森严。听传达的人都很紧张。听了之后又很惊讶。几天后404地区组织人员去二机部所属矿山参观。各分厂各派一人，我有幸被二分厂革命委员会派遣参加。我们一行8人，由总厂生产处处长郭景田率领，先到郑州，再转车到广东韶关。再在韶关乘汽车到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721矿。721矿属贫铀矿，开采含铀万分之三以上的矿石。矿体不大，呈葡萄状。因巷道内渗水严重，进入巷道要穿雨衣和长筒雨鞋。采矿时通风不良，工人要吸入大量氡气和粉尘。放射性氡-222衰变后生成固体放射性物质并放出α射线。如在肺内与粉尘综合作用，可使人患硅肺病。由于劳动条件恶劣，这里的工人一般工作三年左右就会患病被淘汰。后来，核工业的铀矿山系统的“工改兵”（工人改成士兵，服役三年就复原），就是据此而来的。与这里的条件相比，我们后续单位的工作条件尽管还不够理想，但与他们相比，条件要好多了。我们也看到，要开采大量矿石，才能提炼出少量金属铀。如再把天然铀浓缩成浓缩铀，那就要开采更多的矿石了。真是“后面一点点，前面一座山”。经过参观，使我们体会到核材料铀确实来之不易。
反应堆的承重防护水箱，承受着反应堆整个堆芯和其他金属结构重达一万多吨的重量。同时还起辐射屏蔽防护和隔热作用。水箱外围是2米宽9米深的充沙管廊，充沙数千立方米。沙廊里埋设有数百根水管。1972年10月，发现埋在沙层中的下部承重防护水箱漏水。1973年漏量增加，如不及时处理，将严重影响反应堆的安全正常运行。
为了检查漏水情况，1973年9月曾在局部沙廊挖沙井探查。沙井四周用木板围挡，木板间时有沙子不时从缝隙流出。我的一位挚友，四车间的给排风及给排水技术员刘锡山，夜间值班检查探查沙井时，被埋在沙中，不幸以身殉职。那时，我正在北京休假，听到噩耗，万分悲痛。刘锡山，长春人。1956年哈工大毕业。个子不高，戴眼镜，性格开朗、直率。我们俩很能谈得来。空闲时经常会谈到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话很投机。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挚友而感到十分惋惜。
经检查确定，原水箱防腐涂料已失效，水箱发生非均匀腐蚀，必须进行全面大修。大修方案是：停堆卸料，最大限度地减少堆芯活性、水箱放水。然后，彻底挖沙、喷沙除锈、做玻璃钢堵漏及防腐。最后，回填新沙、水箱充水、装料开堆。1973年9月8日国务院批准停堆检修整治，由姜圣阶任总指挥。我在姜总领导下负责安全防护工作。参加此项工作的有404厂的一、二、三、四分厂，二机部22公司，北京喷漆总厂等单位。有5000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昼夜不停工作，几十个工种同时在又深又窄又有流动性沙子的廊内上下交叉作业。沙廊内还有来自堆芯较强的γ辐射，有的沙层被活化物质污染具有较强的γ和β辐射。加之又是冬季施工，安全防护工作十分复杂。工程安全要涉及防辐射、防火（做玻璃钢的环氧树脂、底漆等易燃，同时有焊接明火作业）、防冻、防工伤事故（氮气窒息、高压喷沙人身安全、机械外伤、高空坠落、电气安全、有害气体中毒、防沙埋等）。工作人员进入现场前，按照防护要求，还要更换工作服。工作完毕要洗澡更衣并进行污染检查。此外，还要解决工作人员的防寒问题。在姜圣阶总工程师领导下，我们认真仔细地做好了辐射防护与技术安全组织施工方案，充分做好了人员、技术和物资准备。做到了开工后，工作杂而不乱，危险多而安全，工作秩序有条不紊。5000人的检修大军，精神焕发，干劲十足，日夜奋战，争着到辐射强困难大的地方干活。参加检修的各单位也主动配合，服从指挥。原计划180天完成的任务，结果只用了103天。在安全方面，除北京喷漆总厂有一人在高压喷沙除锈时受轻伤之外，无任何事故发生。我在这103天里，几乎吃住都在厂里，要随时检查和解决施工现场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后来经过运行考验，证明采用的防腐材料是合理的，施工质量是上乘的，确实延长了反应堆的使用寿命。这项检修工程创造了原子能基地建设的又一项奇迹，受到国务院、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通令嘉奖。这也是我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工作时所参加的最后一项大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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