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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下半年，北京市检查地震危险隐患时，发现200号存放有20立方米的高水平放射性废液，比放射性浓度为10-2居里/升，主要成分有极毒的放射性核素钚-239和放射性核素锶-90。这些高放射性废液，是在为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热铀元件后处理工艺，由沉淀法改为萃取法的研究中积存下来的，暂时存放在地下不锈钢储存罐中。天然水中的放射性浓度一般在10-13
居里/升量级水平
。北京地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地下水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流动，而200号就位于北京地区西北方向的上风上水位置。如果因地震灾害而使这20立方米高放废液进入地下水中，那将严重污染北京地区的地下水源。如果用水稀释，则需几亿立方米的清水。而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一旦地下水受到污染，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北京市决定尽快把这20立方米高放废液加以处理，并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以解除这个心头大隐患。
200号接受任务后，把此任务落实到二室。二室主任朱永濬教授带领焦荣洲等一批年轻人，开始研究处理方案。我和桂立明参加一起研究。那时，世界上对后处理高放射性废液固化的最先进的方法是玻璃固化法，但也只有法国在做中间试验。我国当时尚未开展此项研究。而水泥固化和沥青固化仅对中低放废液适用，不适用于高放废液固化。经反复研究后决定：先将废液水分蒸发减容，再将干残渣盛于不锈钢容器内，最后将密闭不锈钢容器运往平谷放射性废物库暂存。平谷位于北京市区东南部，处于北京下风下水位置。放射性废渣存放此处，相对来说，对北京地区是安全的。但这样处理也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并未彻底解决问题。要实施此方案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因为高放废液既有外照射问题又有内照射问题，全部操作都要在密闭的热室中用机械手远距离进行。
经过仔细认真的准备，很快便开始处理了。因要求尽快缩短处理时间，年轻人只能日以继夜倒班操作。大约用了个把月时间便全部处理完毕。最后将装有高放浓缩残渣的不锈钢容器，用专用车运往平谷废物库。处理过程中的辐射防护，装卸车操作和车上的防护屏蔽，以及路上的行车安全，都考虑得比较仔细，采取了严密适当的监控措施，做到了安全顺利暂存，消除了北京的一大隐患，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北京市领导的好评。
除去地震隐患之外，在我的身体里也发现了“隐患”。
1978年8月，学校组织讲师职称以上的教师，在校医院检查身体。当给我做心电图时，发现我的心电图不正常。医生建议我去清华大学的合同医院——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全面检查。在北医三院经心电图、超声心动图、X-光透视拍片、血液化验等等检查之后，发现我的心脏左心室肥厚、扩大，心肌劳损。心脏大小在上限之内。血液指标正常。怀疑以前患过心肌炎。结论是在冠心病后面画了一个大问号。给我开了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和一些扩张血管和软化血管的药。还给开出15天病假证明。从此我就成了带问号的冠心病患者。当时在我思想上确实紧张过一阵子。后来自我感觉一直良好，没有特别把此事放在心上。我到核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工作后，于
1985年在北京空军医院检查身体时，仍然发现我的心电图不正常。复查时使用了给飞行员检查身体时使用的非常复杂的仪器。可能是仪器出了毛病，得出的检查结论是：应该卧床不起了。可是我在1983年8月还曾爬过黄山最高峰——莲花峰。以后又在1987年7月，上过东北吉林长白山天池。1994年10月，游过四川峨嵋山金顶。退休之后，于1998年10月16日还登上了河北蓟县黄崖关长城最高处——观景台。1998年秋（10月30日），到香山观看红叶时仍可轻松攀登上香山香炉峰（鬼见愁）。我在工作时和退休后，晨练从未中断过，早晨还照样坚持跑步。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晚上洗冷水浴。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20年了，除这一“隐患”之外，在我身上还未发现有其他重大毛病。但是，既然身体有“隐患”，就不能麻痹大意。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小心点为好。好在每年有一次身体检查，通过体检，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有毛病，及时就医，对症下药。对自己的“隐患”，也只能如此了。
在200号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工资风波。
1978年高校教师在经过16年工资冻结之后，第一次提升工资。文革前的1962年曾给知识分子提升过一次工资。那时大多数1956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5类工资地区的工资，技术12级是62元（人数很少），技术13级是56元（是大多数）。这种工资水平，要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生计，是十分困难的。好不容易盼来了提工资的机会，大家在心里都希望能给自己涨上一级。我那时的技术级别是12级。在西北11类工资地区的基本工资是83元。加上地区补贴、保密津贴和营养保健费，每月可拿到120元。这在当时算是较高的收入了。1974年调回北京后，按当时的工资计算方法，我的月工资调低到75元。但与一直在京工作的清华200号的人相比，工资就比人家高出许多了。从二机部调来的，有个别人的工资比我高些（如陈玲燕的丈夫），多数人的工资比我低些，但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工资水平。当然，二机部调来的这批人，虽然工资比原200号的人稍高一些，但仍希望把自己的工资再提高一点。那一次提工资的面只有职工人数的40%。到底给哪些人提，哪些人不提，就成了大家瞩目的问题了。
当时200号的知识分子为提工资的事分成了两派。一派以一室党支部书记李九河和三室党支部书记刘开敏为首，主要是清华大学的。他们认为，首先应给工资较低的人提工资。二机部调来的工资较高，可不予考虑。他们的意见显然代表了清华大学职工的利益。另一派以四室主任×××（陈玲燕的爱人，从二机部青海西宁核武器研究院调来）和我为首，主要是二机部调来的。我们认为，二机部调来的同志虽然工资稍高一些，但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应当在工资方面体现出国家对他们的关照。这次提工资不考虑他们是不对的。双方意见尖锐对立，200号党委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双方职工在下面有时也辩论得面红耳赤。平时大家在一起工作，嘻嘻哈哈，显得还比较融洽。可是一碰到具体的利益冲突，就各不相让了。双方代表和职工不断向200号党委反映意见，同时也不断到学校去向校党委反映意见。那时，学校刚从教育部调来一位叫张建的党委副书记，负责处理提工资的事。一天晚上，双方各派代表20人分乘汽车到学校工字厅（原水木清华，校长、校机关和校党委办公处）向校党委陈述意见。我们在东面的会议室，他们在西面的会议室。张建分别耐心听取了双方意见。晚11点结束活动，双方分别乘车返回200号。几天之后，张建到200号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并在会上宣布了校党委的决定：这次提工资主要先照顾低工资的职工。同时考虑到全面情况，对二机部调来的职工也要适当“撒点胡椒面”。具体说，就是在40%的名额中拿出8个名额来“撒胡椒面”。这个决定一公布，双方都可接受。从此不再争执了。我知道这次提工资我“没戏”。我之所以去争，也是为二机部调来的同志去争。例如：一位从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三分厂（核燃料后处理）调来的叫李长和的技术员，因药物中毒双耳失聪，人很诚实，工作也很勤恳，但家中生活却很困难。这次工资就提了一级。他对我十分感激。同时，在这次提工资活动当中，我也得罪了一些人。但从总体上说，我跟清华的同事关系都挺不错。我的做法得到了他们的理解。比如，我所在单位里清华毕业的同志，特别是郭聚豪就十分理解。他跟刘开敏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时跟我这个“外来户”的关系也很不错。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仍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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