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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放射性工作最怕丢失放射源。可是在200号就发生过两起放射源丢失事故。
200号有一个生产发光粉的车间，代号156车间。位置就在虎峪村以北的山脚下。生产氚（氢-3）发光粉和钷-147发光粉，用于仪器仪表和钟表的夜间显示。核素氚和钷-147都是进口的。
1975年发现，早先存放在仓库里的500居里氚源不翼而飞。经仔细检查，存放放射源的铅罐和内容器并未损坏。判断是容器密封不严，气体氚自动逸散而丢失。用液体闪烁计数法检查空气中含氚量和工作人员尿中氚含量均高出正常值，证实了这一点。至于是什么时间丢失的，一直搞不清楚。也无法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氚一般以气态或以氚化水和氚化水蒸汽形态出现，放出弱β射线，半衰期为12.35年，易通过呼吸进入体内，引起内照射。后来，我们与北医三院合作，经过对工作环境的去污处理和对工作人员体内氚的促排，基本上清除了污染，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在这次事件中，液体闪烁谱仪发挥了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内照射剂量计算工作的开展。我就在这时，给我组的有关人员，讲授了关于内照射剂量计算方法方面的知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大家都在积极抗震救灾。我回城里安置家人抗震。就在这时，200号156车间又发生了钷-147发光粉被盗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住在虎峪村里的200号职工，看到正在玩耍的虎峪村的一帮孩子们的脸上和身上闪闪发光。同时发现有些地方的地面上也闪闪发光。该职工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安全部门。那时我不在200号，郭聚豪便组织有关人员一面调查一面进行去污。同时请来了驻扎在南口地区的防化兵进行户外地面洗消处理。经过调查访问，基本上弄清了原因：大家都在忙于抗震工作，一时疏忽了对存放发光粉仓库的管理。虎峪村的一帮小孩，从库房窗户爬入库内盗出了几瓶钷-147发光粉。这些孩子发现这些粉末在夜间发光，感到很好玩。于是就把粉末涂在脸上和身上嬉戏。有一些粉末撒落在地面上，地面也发出了荧光。进一步还发现，有的小孩家里也受到污染。经仪器测量，确定了污染程度并圈定了污染范围。户外由防化兵洗消去污，室内动员各家自己搞一次湿式大扫除，并把污染衣物彻底清洗干净。钷-147放出弱β射线，半衰期为2.62年。与发光介质混合呈固态粉末，易逸散于空气中。主要危害是吸入体内可引起内照射。
这两起事故，与我在反应堆工厂处理过的事故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可是在200号却是大事一桩。特别是钷-147发光粉丢失事故，曾轰动了北京南口地区。实际上，那次事故并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因为钷-147发光粉含钷-147很少，钷-147放出的β射线能量又很低，一般不会造成人体危害。
1977年，打倒“四人帮”之后，200号的工作松懈了下来，但很快便掀起了学习外语热潮。200号教育科组织过初级英语讲座。每天早晨实验室的有线广播还播送英语会话或英语《逃亡者》。各单位自学英语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我那时，英语只有在北大学习第二外语——英语时那样的初级水平，工作后也没有多少长进。我自学的内容是许国璋编《英语》一、二册和英文影印版《基础英语》1—4册。同时仍坚持收听北京市外语广播讲座《日语》1—6册和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英语《跟我学》。其实，我在大学毕业后从未间断过自学日语。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工作期间，一直在坚持学习。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间断。那时，回京休假，我就看日文杂志《人民中国》和日文版的《北京周报》。在单位我就学习日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日文版《北京周报》上登载的“九评”文章。造反派们看到我这样，也无可奈何。当然，看科技书刊，要在宿舍或在图书馆阅览室。我那时常看的日文刊物有《原子力工业》和科普读物《原子力》。
1978年，我开始翻译1962年日本出版的江藤秀雄、熊取敏之等人共著的《放射線の防護》（改訂二版）一书。全书400页，40万字，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到1979年上半年完成了初稿。通过译书，知道了译书的艰辛。因辐射防护涉及到核物理、核电子学、核探测器、核反应堆、带电粒子加速器、放射医学、放射生物学等专业知识，译文要达到“信、达、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为了译好一句话，要在脑子里琢磨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有时还会达到废寝忘食，食不甘味的地步。通过译书，也提高了日语水平，增长了不少知识。初稿译好之后，由二机部防护局的李玉成帮忙，把书稿转给了原子能出版社的编辑张文浩。张文浩把书稿送到原子能研究所征求意见。最后李玉成把书稿再转给我的时候，告诉我说：根据原子能研究所的意见，这本书值得翻译，只是这本书已出了第三版，希望能按第三版翻译。后来因脱产学习英语，就暂时把这件事给放下了。
1978年，200号的工作已经完全停顿下来，没有任何任务。除了学习外语，1978年全年我都在翻译日文版的《放射線の防护》一书。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1978年夏天，200号好多人都在下午3点以后到虎峪水库去游泳。我也在那时过了一把游泳的瘾。我喜欢游泳，但技术不佳，只能游20-30米远，只好沿20多米长的水库大坝来回游荡，不敢游到50-60米远的水库中心去。只有一次，我在北大同学袁达生的护驾之下，游过了100多米宽的水库，并又游回了原地。这对我可说是一次空前的壮举。不过，我的仰泳还可以。我能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现在非常怀念那一段可以每天游泳的愉快时光。
1979年下半年，200号抽调出业务骨干20多人脱产半年，到清华校内学习外语。我也是其中一员。本来要办两个班，一个英语班，一个日语班。我原来是到日语班学日语的，后因日语班没办成，就叫我到英语班学英语。家在学校的回家住宿，家不在校内的就住在原清华大学的老宿舍明斋。教室在清华主楼。从明斋到主楼上课，下课到教工食堂用餐，然后再回宿舍。清华大学的“一大二乱”，是出了名的，上下课路途较远，骑自行车才比较方便。我们的班长是邱大雄（后任清华核能院能源室主任，1997年到四川九寨沟游览，途中因交通事故去世）负责安排我们的各种活动。他把我们的学习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白天上午上英语口语课。教材是《英语900句》。教师是从外面请来的张先生。张先生60多岁，清瘦，精神矍烁，个子不高，戴金丝边眼镜，曾去过印度，记忆力很好，很偏僻的英文词，他都能拼写出来。下午自学。晚上上科技英语课。教材采用英国出版的专门给母语是非英语的科技人员编写的中级科技英语。教师是清华大学外语教研室的，原来教俄语，后来转教英语。那时，我已经44岁了，学习英语口语有些吃力。其他人的年龄有比我大的，也有比我小的，学习起来也不比我轻松。但是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学习都很认真和刻苦。到1980年初学习结束时，由吕应中教授亲自主考。最后大家都通过了考试。经过半年的英语口语和科技英语学习，参加学习班的人都初步掌握了英语口语听说能力，并提高了科技英语的阅读水平。我还用英文给天津的岳父写过信，受到岳父的赞扬。我们学习班的这些人，后来都陆续被派往联邦德国、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作为访问学者去工作和学习。我因在1980年9月调到核工业部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工作，失去了这些出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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