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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20工程正式下马，科研经费中断，200号面临任务转轨。吕应中教授的脑子急转弯转得很快。他带领200号果断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及时调整了科研方向，把搞核工程和国防科研的单一性研究，转变为面向国民经济许多领域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较早地实现了“军转民”，走上了科研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宽阔道路。如：1983年冬,利用游泳池屏蔽试验反应堆成功地进行了核供热试验。在王大中教授（后任清华大学校长）主持下，从1986年3月开始建造，到1989年11月，建成了我国世界上第一座5兆瓦一体化全功率自然循环壳式低温供热反应堆。1986年承担了高温气冷堆研究任务，并列入了国家高科技“863计划”。此外，还开展了核技术应用、化工分离和纯化技术、精细陶瓷、功率电子器件、环境治理技术、能源系统分析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往。如：获得了欧洲共同体（CE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10多个国际组织的多项技术援助。与40个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科技交流。
200号的任务调整后，家有困难的人员都纷纷提出工作调动。我那时有三种去向可以选择。第一，留校。留校后，或者在200号搞科研，或者到工程物理系去教书。第二，去刚刚成立的国家环境保护研究院。这是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姜圣阶（原404厂总工程师）推荐的。第三，到核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做科技图书编辑工作。这是我的老邻居老同事尹玉茂推荐的。他那时在核情报所人事处工作。留校工作，从专业和能力上说，没有什么问题，但离家太远。国家环保研究院是新建单位，对个人来讲，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但地点在北京东北部，离家也太远。而那时核情报所地点在郝家湾，离我家住的花园村只有3站地，是我上班的理想地点。另外，对原子能类科技图书编辑工作，我自认为还可以胜任。我那时已经44岁了，从开始工作就没有跟家人很好地团聚过。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核情报所。在1980年上半年，当英语学习班结业后不久，我就向当时200号的党委书记艾知生（后任广电部部长）递交了请调报告。起初，艾知生不大愿意放我走。后来在我一再请求之下，就忍痛割爱了。
1980年8月，人事调动的各种程序已经完成。8月下旬我带着我的两个女儿，到200号办理最后调离手续，并取走我的行李。我们在200号住了3天。白天我领着两个女儿爬山游逛，教她们识别野生植物，俯瞰山下200号和虎峪村全景，并进行了写生。让这些生长在城里的孩子，粗略地领略了一番大自然的野趣。这是她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自然风光。晚上我们到同事郭聚豪王家英夫妇家和沈桂贤冯致一夫妇家去拜访，各家都拿出刚刚上市的沙果热情招待我们。这些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在食堂吃饭也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她们特别爱吃食堂做的烧茄子。多年以后，有时一提起200号的烧茄子来，仍然赞不绝口。
在去核情报所报到之前，我病了一场。当时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医生诊断为病毒性感冒。经注射柴胡注射液等退烧药物治疗，高烧仍然不退。就这样持续了半个月之久。高烧退后，我的身体感到十分虚弱，浑身乏力。甚至写字时，手指既无力又颤抖。原来我吸烟很凶，差不多要一天吸一包。生病之后，对香烟已不感兴趣了。待身体稍有恢复，到9月下旬，我才到核情报所报到上班。
核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3月。早先在三里河二机部大楼内办公，称十一局，局长是王亚琳。最早承担的任务是：核科技文献收集与服务，核情报研究、咨询与报道。编辑、出版核科技图书、报告、期刊、工具书和核科普读物。那时，二机部还没有正式的出版社，图书、期刊等是以钱三强为主任的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出版的。那时就翻译出版了日内瓦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文献1000多篇。翻译出版了一批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报告小册子，积极配合了“两弹一艇”的研制、试验和技术攻关。还出版了《原子能》、《原子能科学技术》、《原子能译从》、《原子能文摘》等刊物。那时出版的《现在可以说了——美国首批原子弹制造简史》和《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文化大革命”当中，情报所被解散，人员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京重组情报所。1973年3月7日正式成立原子能出版社。原子能出版社属中央一级专业出版社，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核科技领域的图书、报告、期刊、工具书、高等院校原子能类专业教材以及国际会议文集、核科学家传记、科普读物等。原子能出版社就设在情报所内，属情报所的一部分。地点在二里沟附近的郝家湾，就是现在的车公庄西路12号。
1980年10月24日，也就是在我刚报到上班不久，二机部科技情报所被二机部确定为正局级单位，所长是牛广增，党委书记是戈克平，主管出版工作的副所长是柳生众。所内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调整后的一室为国内情报室；二室为国外情报室；三室为图书馆；四室为核科技图书编辑室，主任是郑金学，副主任是孙家辉；五室为教材编辑室，副主任是胡丕显和安石生；六室为出版室，主任是肖淮，副主任是陶季洪。在情报所内，原子能出版社只有核科技图书编辑室、教材编辑室和出版室三个处级单位，另外还有一间印刷厂。核科技书编辑室下设堆工物理组、化学化工组、辐射防护与放射医学组、矿冶地质组和科普、传记与工具书组。
邓小平复出后狠抓了教育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后高等院校教材匮乏的状况，邓小平提出要加强教材出版工作，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教材编辑室就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部领导的支持下，于1978年3月，在当时的二室（编辑室）内成立的教材编辑筹备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郝家湾没有地方，经部领导同意，教材编辑室在南礼士路100号二机部招待所二楼租房办公。教材室的专业组成大体上跟核科技图书编辑室差不多。任务就是专门编辑出版高等院校原子能类专业教材和参考书。后来作为教学参考书的补充，也翻译出版了部分国外引进的核科技专业方面的图书。
那时核科技图书编辑室和教材编辑室都需要人。人事处让我自己选择去哪个单位。核科技图书编辑室内老情报所的人多，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人事关系复杂。教材编辑室是新组建单位，人员大都是从各单位调来的，以往都互不相识，同事间没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种瓜葛。为了避免麻烦，于是我便选择了到教材编辑室工作。教材编辑室分成4个组，即堆工热工组、物理与辐射防护组、化学化工与放射医学组和矿冶地质组。堆工热工组负责人由胡丕显（原为俄文翻译，1948年新疆大学土木系二年级肄业）兼任。物理与辐射防护组负责人是陈进贵（从原子能研究院二室调来，1958年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化学化工与放射医学组负责人是王凤祥（从太原辐射防护研究院调来，1956年东北工学院化工系毕业）。矿冶地质组负责人是许文麟（原为俄文翻译，不懂专业）。胡丕显主管堆工热工组和物理与辐射防护组，安石生（1956年华中工学院化工系毕业）主管化学化工与放射医学组和矿冶地质组。此外，还有一个描图组。
教材编辑室那时已有20多人，都是从二机部各单位调来或借调来的。我是被当作辐射防护专业方面的编辑调来的。可是，当我到教材编辑室上班时，在1978年8月于青岛召开的二机部第一次教材会议确定，当年12月19日由二机部下达的高校原子能类专业教材选题54种（第一套教材），已经分配到了先我调去的责任编辑手里，并已开始组稿。出版社的传统习惯是：一旦选题到了责编手里，就不会轻易再给别人。编辑手里的选题，别人也不会轻易去插手。因为，选题是编辑的生命线。有了选题就有工作可干，干了工作就有成绩可报。所以编辑不会轻易把选题给人。另外，著作者水平有高有低，书稿质量有好有坏。如把“好”稿子给人，于心不甘。如把“烂”稿子给人，别人要骂。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心照不宣的规矩：选题不轻易转给别人，也不轻易接手别人的选题。我手里没有选题，只好先从头学起，锻炼编辑基本功。在主任的安排下，先是给别人帮忙——帮助审读书稿。开始审读书稿重点是在科学内容方面，主要是概念、定义的阐述要科学与准确，不要误导学生。同时，阅读了一些关于修辞学方面的书籍。学习了一些编辑出版学方面的知识。后来，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主编了一套《中学物理教学研究》丛书，交给原子能出版社出版。领导让我承担责任编辑。于是，我就从这套丛书，开始了我15年的“为人作嫁”的编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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