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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为了减少租房开支，教材室撤出南礼士路100号二机部招待所，搬到郝家湾平房办公。这里人多地窄，光线黯淡，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就在这种条件下，大家仍然努力工作，不喊苦不喊累，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刻苦耐劳的精神风貌。
1986年6月20日，教材室与核科技书编辑室合并成立编辑部。编辑部共有40多人,定为处级单位。编辑部下设第一编辑室（堆工、物理）主任张本东，副主任陈进贵、第二编辑室（化学、化工）主任韩国光，副主任王风祥、第三编辑室（水冶、地质）主任孙秀桐，副主任刘其润和第四编辑室（辞书、工具书）主任张关铭，副主任许玲凤。王同亿任编辑部主任，我任编辑部副主任。实际上，王同亿只抓辞书，别的事情都由我来管。那时，王同亿只顾抓他主编的4本大全（《日汉科技词汇大全》、《俄汉科技词汇大全》、《法汉科技词汇大全》和《德汉科技词汇大全》）去了，在家里办公，把整个编辑部的工作全推给了我。可以说，这一段工作是我到出版社工作以来，感到最难办最劳累的时期。由于副社长孙家辉跟王同亿之间长期积怨，矛盾很深，我夹在二人之间，人际关系很难相处。双方各有人马，暗中叫劲。我是“外来户”，在此没有根基。好在我过去跟谁都无瓜葛，可以在两者之间搞调和，尽量不要弄出矛盾，还要搞好工作。当时的党委可能认为我是两边都能接受的人物，可谓用心良苦。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是在编辑部刚刚成立不久，第一次召开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会议由我主持，王同亿讲话。他讲话的重点是要把辞书抓好。我做了补充发言。我讲的内容是不仅搞好辞书工作，还要把教材和科技书工作搞好。散会之后，当天孙家辉就把我叫去问话。他问：“听说你们开会了，王同亿讲了些什么？”我如实回答：“王同亿讲了要搞好辞书工作，别的也讲了一下。我补充讲了要抓好科技书和教材工作。”孙家辉明确指示：“你回去跟王同亿讲，编辑部工作的重点，是把科技书和教材搞好。搞辞书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不能作为编辑部的工作重点。”待我回去跟王同亿一讲，王说：“不管他！”。由此可以看出，王和孙之间确有矛盾。同时也可看出，有人给孙打“小报告”。编辑部内复杂的人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是，室里分配来两名研究生，一名叫田培义（东北工学院毕业），一名叫郑杰（复旦大学毕业）。王同亿把他们分配到四编室，意在加强辞书工作。第二天孙家辉把王和我叫去，声色具历地说：“谁叫你们把田培义和郑杰分配到四编室的？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这俩人由我分配，你们不要管了！”。结果，二人被重新分配到了一编室（堆工和物理编室，孙和王原来均在此室）。
通过这两件事，我深深感到，室主任和副社长之间确实有着很深的介蒂。在以后的接触中我看出：王有点自大，看不起孙，不听他的。孙也不买王的账，因职位高，有点以势压人。王同亿，湖南桃源人。1963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二机部情报所当编辑。“文革”中刻苦自学外语，成绩突出，“文革”后经有关方面测试，有8种外语熟练，两种通过，人称王十国。1976年负责编辑《物理学词典》（英、德、法、俄、中），有多名著名物理学方面的教授和专家参加编撰和审稿。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当时在国内已小有名气。1984年任副总编。孙家辉，江苏镇江人，196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分配到情报所工作。“文革”中是三结合对象。1976年任出版室副主任，1980年任第四编辑室副主任，1983年任总编室主任兼副总编，1985年任副社长。这两人各有长短，互不服气。二人各有支持者，于是在出版社的人员中，大体上分成了两大派系。我被夹在二人之间，工作难做，不言而喻。
尽管如此，我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可以回忆起来的有如下一些。
一、组织了编辑部的学术和编辑经验交流活动。
这项活动由王同亿发起，由我具体组织。当时，拟好了题目，确定了主讲人。经过准备，不久开讲。第一个开讲的是王同亿。题目是《国内辞书编撰现状及展望》。以后每周一讲。我记得还有寥玉主讲《出版社机构改革设想》、孙秀桐主讲《谈谈科技书刊中的错别字》、安石生主讲《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的导演作用》、鲍世宽主讲《怎样组织专著》、袁祖伟主讲《科技书刊中采用法定计量单位若干问题的探讨》、石庆元主讲《科技图书编辑工作中的统一问题》、王雅莉主讲《出版工作中的版权问题》。我在原子能出版社教材编辑室已经工作了6年，对高校原子能类教材的编审出版工作有了一些体会。我也主讲了《明确任务，抓住特点，充分发挥编辑在教材编审出版工作中的作用》。那时教材室与科技书编辑室刚刚合并，有部分编辑不大熟悉教材工作。我讲的内容正是结合这几年教材工作的实践，总结了高校原子能类教材工作中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和经验。这些问题和经验对不大熟悉教材工作的，原来搞科技书的编辑，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当然，别人讲的内容，对我对大家也都值得很好学习和参考。共举办了7次讲座，有265人次参加。这次活动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好评。此外，在编辑部还组织了7次英语讲座，也深受编辑们的欢迎`。
1988年以李盈安为主编，我和孙秀桐参加编审，把一些编辑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在考评高级技术职称时写的部分论文或总结，以及1984年11月原子能出版社在济南科技编辑经验交流会上所做的部分报告收集起来，共有14篇，经过整理，于1990年4月在原子能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科技编辑杂谈》一书。
二、组织了原子能出版社第一次高级职称考评。
核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开展这项工作较晚。按中央文件精神，1983年就应该做这项工作。可是当时的所（社）领导，一来对知识分子还不够重视；二来据说那时在为他们自己的级别待遇而“操劳”呢，顾不上知识分子的事。就这样，把高级职称考评延误了三年，拖到了1986年。
当时编辑部成员有40多人，可以报名参加高级职称考评的有30多人。而所里给编辑部的副编审名额只有25个。为了使考评工作有群众基础，采取了如下步骤：
1、所（社）领导按德、能、勤、绩制订出考核评分的分数标准，满分为100分。
2、报名参评人在全编辑部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大会上，介绍自己的情况和业绩。由有中级职称的人给每个报名参评人打分。
3、
统计每个人的分数，并按分数多少为序排出名单。
4、
编辑部从此名单中选出前27人，推荐参加出版社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评审委员会成员由所领导指定。最后由评审委员会公布入选名单，报二机部批准。
因为这是所（社）里第一次高级职称考评，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大事，每个人都很关注。为了保证考评的公正，每一步骤都要做很多细致复杂的工作。稍有疏忽，就会有人提出异议。我记得当时在发给每个人打分的票上有一个编号。有人认为不该有编号，甚至竟为此大闹了一场。此人一方面“罢投”，一方面还闹到了所领导那里，把我搞得莫名其妙。
统计每个人的分数的工作，由编辑室参评人员推荐小组进行。推荐小组由王同亿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其他成员还有李志国（堆工、物理编辑室）、韩国光（化学、化工编辑室）和刘焕朝（辞书、工具书编辑室），共有5人。人选经过全体参评人认可，所（社）领导批准。实际上王同亿并没有参加分数统计工作。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办事公正、认真，就在当天下午投完票之后，立即动手统计，并进行多次核对，直到晚上10点才统计核对完毕，并列出了名单。从名单看，大家对每个人的评价还是实事求是的。排名单时，也有把个别分数低的调到分数高的前面的情况。这是从职务和工作方便考虑的。当然，这个名单绝对保密，至今也不好公开。
这次高职考评，基本上解决了1955年至1963年大学本科毕业人员的职称晋升问题。但也还有极少部分人没有解决。这部分人在后来的二年内，也都陆续解决了。我的副编审职称，就是在这次考评才解决的。
三、组织了对出版社现有选题的清查摸底工作。
1986年6月，教材编辑室与科技书编辑室合并成立编辑部。原来选题审批是各行其事，两个编辑室各批各的，加之机构和人员变动频繁，管理混乱，谁也说不清总共批过多少选题，编辑手里有多少选题。此前，孙家辉副社长曾下令暂时冻结选题审批。为了摸清选题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为了给选题审批解冻，给确定出版社选题方向提供依据，编辑部由我抓了选题清查摸底工作。
清查结果是：核科技书选题共有72种，1384万字；教材选题110种，3142万字。其中著作稿4166万字，占总字数的96%
；翻译稿180万字，占总字数的4%
。教材选题字数占总字数的60% ，科技书选题占总字数的40%
。从清查结果可以看出，科技书选题偏少，每个编辑平均不足两个选题。而教材选题是由部教育司确定的，不能随便增加或减少。尽快解冻选题审批，势在必行。不久，根据清查结果，社务会议决定选题审批解冻。但要上什么选题，如何组织选题，又是一项等待编辑人员去做的工作。
1986年到1987年在出版社编辑部工作期间，曾有一次原子能出版社跟核情报所闹分家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王同亿策划和组织的，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同情。同时，也有不少人反对。支持者认为，中央有文件精神，要求出版社加强领导，独立建制。同时认为，出版工作与情报工作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混在一起，机构难以理顺，不好管理。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出版社经济效益好，可以赚钱，分家后可以增加职工收入。反对者认为，二机部1980年有文件精神确定，出版社与情报所不分开，是一个单位两个牌子。如果分开，就要两套领导班子和两套后勤人马，不符合精简原则。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所领导和部里的职能部门的领导。特别是情报所的领导认为，出版社是一块肥肉，失去这块肥肉，情报所的工作就不好干了。当时双方都大造舆论，积极活动，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部领导的支持。情报所还派人到机械工业部情报所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做过调查。当时，在全国部委管辖的出版社中，只有机工出版社和原子能出版社两家是社所合一体制。但机工出版社与机工情报所各有党委，各有行政领导班子和管理机构，只是社长和所长是一人兼任。
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我的态度是支持分家的。以编辑部、出版室和印刷厂的名义，给部里的分家报告是我起草的。我还分别到当时任二机部科技司总工程师的黄齐陶（原404厂生产准备处同事）和副部长李定凡（原404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姜圣阶的秘书）家里去做了一番游说工作，并以王同亿的名义，分别赠送给他们每人一部《日汉科技词汇大全》。
当时主管情报所工作的部科技司司长王传英，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表态：出版社与情报所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分开管理，财务分别核算，领导暂时不分，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彻底分开。这个表态是和了一把稀泥，但对出版社以后的工作有所改善。进一步的机构改革，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渐渐感到，情报所个别领导与王同亿有矛盾，并处处表现了出来。通过分家活动，情报所个别领导可能把我划到王同亿一伙的圈子里去了。其实，我还是我。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关于《英汉辞海》的出版问题。
早在1978年底，由周培源、严济慈、钱伟长、钱三强、于光远、王淦昌、马大猷等17位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共同发起编译《韦伯斯特国际大辞典》（第三版）的工作。王同亿给中央领导邓小平写了报告，随即得到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方毅的支持，后又得到主管财政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中央拨专款150万元人民币，作为出版经费。当时决定由文化部属下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又转到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全书4000多万字，收词52万条，涉及500多个学科和专业，规模空前宏大和浩繁。我国600多位专家和教授齐心奋斗10年，完成了编译。1986年，当编译、译审和编辑加工已经完成，印刷厂开始出清样时，原子能出版社领导以经费难以到位和翻译质量难以保证为由，决定停止印制。实际上这又是情报所个别领导与王同亿个人之间矛盾的一次激化。情报所个别领导在工作中加进了个人感情，不惜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那时，原子能出版社已经付给印刷厂印制费5万多元了。如果停止出版，就等于把5万元白白丢掉了。
起初我不了解情况，没有表示态度。后来知道了来龙去脉，觉得原子能出版社放弃出版这本辞书太可惜了。为这本书，部科技司司长黄齐陶（已由总工程师晋升为司长）曾约我到他办公室询问有关王同亿和《英汉辞海》的情况。我的看法是：王同亿在外语方面有点真才实学。在编辞书方面有干劲，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此人有点傲慢，不善于跟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共事。《英汉辞海》是由各学科和各专业的专家、教授编译和译审的，质量不会有什么问题。例如：戏剧方面的内容是由英若诚编译的。英若诚既懂英语又懂戏剧，编译质量当然没有问题。当时，黄齐陶说，这件事是你们所自己决定的事，我不具体表态。我只了解一下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后来，国防工业出版社承担了《英汉辞海》的出版任务。1978年12月正式出版了两卷本的《英汉辞海》，并在西苑饭店隆重举行了《英汉辞典》的首发式。以后又与香港合作出版了繁体本。国防工业出版社既无资金投入，又无编辑组织工作，但却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了一件好事，轻而易举就在经济上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并借此扩大了自己出版社的影响，一举两得，捡了一个大便宜。反过来再看原子能出版社，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既丢面子又陪钱”，办了一件大大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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