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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室除编审出版高校教材之外，还列选了一批科技参考书选题。其中有一些是引进的国外科技参考书。出版社原来规定，本社的编辑不得在本社出书。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术成果和外语考核成为晋升技术职称的必备条件之后，大家有了译书出书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为此，当时的所长牛广增，还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后来，根据1980年4月22日由国务院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制订并公布试行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中“编辑人员业余创作、写稿、译书，应予支持”的精神，终于放松了原来的规定。就是说，在保证出书质量的前提下，本社编辑也可以适当编、著、译书，并在本社出版。这也体现了领导对编辑们的一点照顾。但在实际操作中（批准选题时）对老编辑控制较松，对我们这些后调来的编辑控制较严。这可能是因领导对我们这些人的底细不够了解所致。
因为有了上述精神，我在清华200号译出的《辐射防护》译稿似乎有了一点出版的希望。在1981年下半年，我一方面向室里申报选题，一方面到图书馆找到《放射線の防護》第三版原文。经对照原文，译稿有些地方要改译，有些地方要补译，有些地方要压缩。但这些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自信有能力做好这件事。于是我就在业余时间，开始了改译和补译工作。可是在批准选题方面却遇到了麻烦。那时，胡丕显是室主任。他接到我的选题申报表后迟迟不予表态，只说这是一本好书。我一时不摸底细，只好等待。但我已经感到对我不够信任。
到1983年5月，一本书名叫《岸边告别》的科幻小说选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从原苏联俄文版翻译成中文的苏联当代短篇科幻小说选。一共有10篇小说，其中有一篇名叫《眼睛武器》，译者是拙荆，这个拙荆，实际上就是胡丕显。自己批选题，自己当译者，自己还当终审者批准发排。这在出版社是绝对“犯忌”的。为了保证著译质量，著译者绝对不能审自己的稿子。这一点胡丕显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早就给我们这些所谓“新手”交代过。他自己干这种事情，是明知故犯。同时，这本书的责编是张立均。张立均也是译者之一。这在出版社也是不允许的。这一点胡丕显也是十分明白的。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就又给室领导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批准选题。不过，我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句“如果不批，请说明理由。我保留向上级反映意见的权利。”胡丕显一看我的报告，软中带硬，心中发虚，只好批准选题。但他还附带一个条件：如果有人愿意承担责任编辑才批。言下之意是，我难以找到愿意担任责编的人。
这一点难不住我。很快我就找到教材室化学组的周熙钦。她很乐于承担这本书的责编。周熙钦，山西太谷人，1963年南开大学化学系放射化学专业毕业。毕业后分配到青海西宁核武器研究院工作，后调到北京房山中国原子能研究院，1979年调到教材室。此人直率，热情，乐于助人。自学过日文。“无巧不成书”，后来在聊天当中得知：1951年我在山西太谷山西农学院初中部（原铭贤学校）读初中时，她在同一地点正读小学。在周熙钦的支持下，我有了出书的机会。同时，我也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本书译好，一方面给自己争口气，另一方面也给周熙钦争个面子。
一切手续都办理完毕之后，我把改译后的一部分共316页译稿和原书给周熙钦。周熙钦又找了外审。1983年7月18日，周熙钦把外审意见转我，我便正式开始在业余时间改译书稿了。那时，我得到了妻子和母亲的全力支持，免去了我的全部家务负担，让我全力以赴译书。我那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每天下午下班后工作到晚饭前，再从晚饭后一直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特别在1983年和1984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工作时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有时汗水把稿子都洇湿了。抄写誊清译稿，手指都僵直了。手指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这样，把二版译稿按第三版原书改译了一遍，又重抄了一遍。然后周熙钦把重抄的稿件让董万友等人校了一遍。我把译校稿改了一遍，又再誊清一遍，于1984年8月17日正式交稿。我计算了一下，从开译到交稿，一共连译带改有3次，抄稿誊清2次，每次约600页稿纸，每页稿纸400字，稿面字数共约120万字。
这本书于1986年11月出版，16开本，版面字数418千字，印1600册。按当时的稿费标准，扣除译校费、个人所得税和描图费，最后得稿费2500元。这在当时对我这个穷知识分子来讲，可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如果按工作3年，每年按300天计，共得2500元，那么平均每天只有2.77元。而当时打工的力工每天工资是5元钱。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劳动是多么不值钱！但我觉得我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给我国的科技文化大厦添了一块砖加了一块瓦。一个人不能只是为钱活着，而是要以自己所能，为国家和社会做点什么。
1985年5月，教材室与核科技书编辑室合并后，我又参加了孔昭育任责编的英文《核电厂培训教程》一书的翻译。全书共18章，由我翻译的是第12章和第14、15章，共5万多字。全书共94万8千字，1992年2月出版。本书译自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技术培训中心在我国举办压水堆系统讲习班的讲稿，内容切合我国核电厂的实际情况，是一本比较实用的教材。以后，我还翻译了日文《冷压法制备合成岩石固化体最佳条件的研究》的文章，收录在李涛任责编的《放射性三废的处理与处置》一书中。
我在清华大学200号工作时，于1978年还翻译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的会议文集中的英文文章《假想反应堆事故时，因放射性气溶胶释放而接受不同照射剂量的生物学考虑和照射危害的估计》（约1万5千字）和《带安全壳核电站堆芯放射性物质事故释放的影响》（约6千4百字）。不过那时没有发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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