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人子和为人父

我的父母就我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祖父去世后，父亲是四兄弟中的老大，成了一家之主。他和母亲一起，承担起了照顾祖母和三个弟弟，还有我们三兄妹的生活重担。我的父母对待三个弟弟，从起居饮食到结婚生子，可以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弟弟们对兄嫂也都视若父母，十分尊重，言听计从。因父母整天为一家人的生计奔忙和操劳，又要关照祖母和三兄弟，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亲近和照顾自己的儿女。但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感受到父母深沉的关心与爱护。父母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先人后己,不谋私利；勤劳俭朴,任劳任怨；心胸开朗,待人热情；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等等优秀品德，通过他们不多的言传和更多的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小，父亲对我就很“放手”。在我十一二岁时，父亲就曾叫我单独一人去井口打水，并把两大桶水挑回家。井口直径有一米半左右，又无护栏，用手把一桶水从10几米深的水面拔上井口，危险性很大。特别是冬天，井口边结了厚厚的冰，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入井里或栽倒在井里。父亲还让我跟他一起站在河边往高处的菜地里兜水。因这种兜水方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现在已经几乎无人再使用了。但这些活动却锻炼了我的胆量和毅力。我念中学时，每年暑假，父亲让我扳辘轳浇菜地、和煤泥（煤末与黄土用水混合成泥状物，当煤用于取暖和做饭），这些活动培养了我的劳动习惯与技能。读小学期间，春天青黄不接时，到野外挖过野菜，上树捋过榆钱和槐花。夏天麦收时，到麦地里拾过麦穗。秋天，到菜地拣过菜叶。在火车站捡过煤核。战乱时卖过香烟和烧饼，补贴家用。等等。这些活动，让我知道了生活的艰难与辛苦。小学毕业后，我就离开榆次到太原和太谷读初中，后到天津读高中。1955年又到长春东北人大和1958年到北京大学就读。我的父母亲非常支持我离家在外读书。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念什么书，成绩如何，表现如何。但他们十分信任自己儿子的品德，从不为我在外面的作为担心。父亲的思想非常“开通”。在当时刚解放不久，社会情况还不太安定的情况下，就能让我独自在社会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和成长，任我“自由发展”，真是难能可贵。这一点对现在的父母们来说，难以做到，甚至难以理解。但这也就锻炼了我独立思考、独立决断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离开家乡一直在外飘泊，为生计而奔波。他们不信神不信教，全靠自己的一双手勤奋劳动，养家糊口。他们对自己的子女没有溺爱和放纵，也没有严加管教和压制。但我深深地感到，我就是在父母无言的爱心呵护下，走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年我结婚成家。1966年1月13日大女儿出世，1968年7月1日二女儿诞生。我也当了父亲。当我第一次看到刚出生5天的大女儿时，我有一种作为父亲的自豪感和神圣的责任感。我在西北工作，每年只有1个月的假期，不能在女儿身边伴随着女儿成长，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女儿，并把北京缺少的多维葡萄糖从西北寄回北京，希望她们无病无灾，活泼健康。当我探亲时赶上女儿生病，我会尽力送女儿到医院给女儿医治，希望她早日痊愈。我用从邻居家借来的相机给女儿拍照，留下了女儿幼时可爱的影像。大女儿小时候像个洋娃娃，十分可爱，引人注目。二女儿小时候像个男孩儿，竞然蒙住了照相馆的摄影师，直喊她小弟弟。我在西北随身带有女儿的照片。不时看看女儿的照片，就会忘却一切烦恼。我也不赞成对女儿溺爱和放纵，也不赞成严格管教和性格压制，希望她们顺其自然，健康成长。在女儿的抚育方面，母亲和妻子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相比之下，我这个父亲就没有竭尽全力。

1972年，大女儿开始上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校读书了。1974年二女儿也上了同一所小学。我希望女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到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我于1974年12月调回北京，在清华大学200号工作，一周才回家一次。虽顾不上辅导女儿的学习，但却十分注重女儿的品德修养。从小就没有对两个女儿娇生惯养。大女儿很小就帮妈妈排队买粮买菜。1976年北京地震，在搭地震棚时10岁的大女儿和8岁的二女儿也能给我提水和泥，帮我干了不少活，出了不少力。

1980年我调到二机部科技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工作。最初在南礼士路100号核工业部招待所二楼办公。1985年转到郝家湾车公庄12号上班。1989年单位搬到阜成路43号（航天桥旁）中国核情报中心（原子能出版社）新址大楼上班。这些地方离家都很近。这时我才真正过上了温馨的家庭生活。由于我从1949年念初中开始，直到1980年调到核科技情报所为止，约30年，一直过着单身集体生活，养成了单身生活的习惯。所以在琐碎的家庭生活活动中，眼里“没活”，没有“眼力劲”。很多事情都由母亲和妻子承担和操劳。我只干自己要干的事情。在女儿的学习方面，我几乎没有 辅导过她们的功课。在其他方面，我也缺乏耐心，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有时会引起女儿的心理逆反，往往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当她们的学习成绩不理想时，要受到训斥。当她们的穿戴我看着不顺眼时，要受到数落。当她们的观点跟大人有悖时，要受到反驳。她们对我的态度，往往是敬而远之。妻子主张要多讲道理，但她的说教太多，女儿也不爱听。渐渐地女儿就不再同父母交流思想了。无形之中她们和父母之间有了一条“代沟”。我现在认识到，家长居高临下，总在教训女儿，这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一种失败的态度和方法。　

1984年，大女儿要考大学了，在家享受“特护”待遇。在报考志愿时，女儿喜欢教书，我和妻子尊重女儿的意见，同意她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高考时，我曾怀着焦虑的心情在考场外等候。当女儿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女儿能上大学，我和妻子感到十分欣慰。报到时，我送她到学校。女儿在校学习四年英语，1988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服装学院教英语。虽然她在教学中受到领导的重用，但受社会潮流的影响，她决心扔掉“铁饭碗”，跳槽到中外合资的丽都假日饭店培训部任教。1995年又放弃教书爱好，到美国在京的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IBM China Company Limited）服务。1990年大女儿结婚。女婿叫姜诗鸿，山东莱阳人，出生在北京。1988年北京科技大学机械专业毕业。毕业后先在北京铝制品厂工作。后转到一家防伪标志制品公司任职。1998年又被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录用，任生产部经理。目前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们现在还不要小孩，我们也顺其自然，听之任之。我们对女儿的学习、工作和婚姻，都遵从了女儿的意愿。

1986年，二女儿高考不理想。经妻子和我商定，让二女儿进入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应用美术专业学习。学制三年。学费是每学期4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为了女儿的前途，我们宁可做出牺牲。当时正好我翻译的《辐射防护》一书正式出版，得到2500元稿费，解决了女儿的学费问题。学习3年后，于1989年毕业，到原子能出版社上班。以后女儿又到中国美术学院学习过广告设计。还到国家出版署在京举办的电脑美术设计学习班学习过电脑美术设计。1996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本科班在职学习油画，1998年毕业。现任原子能出版社美术编辑。1993年二女儿结婚。女婿叫王颖，祖籍浙江嵊县，祖父家在上海，父母家在河北邯郸。1989年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1997年到日本进修一年。1998年回国后，现任中国核情报中心一室副研究员。1999年3月31日二女儿生一男孩，取名王云暄，小名冉冉。他们在花园村有一套小三居室的房子，离我家仅有几十米路程，互相关照十分方便。外孙长得活泼可爱。有时逗逗外孙，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两个女儿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大女儿从出生到参加工作，一直受到奶奶呵护和照顾。二女儿除有一年全托给张阿姨之外，也一直受到奶奶呵护和照顾。所以两个女儿对奶奶有着深厚的感情。奶奶用善良、宽厚的爱心，哺育着自己的孙女，直到她们长大成人。1990年奶奶不幸辞世之后，两个女儿一直在缅怀着自己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