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情重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父亲让母亲在家乡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并交换了双方的生辰八字。 我小学毕业时知道了这件事，表示坚决反对。于是，父亲又叫母亲去退了亲。据说，那女孩拿走定亲帖子时 ，非常高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

我在小学毕业后，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一位跟我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比我高一班的女同学T，在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星期日她常常来学校找我出去玩。她家也在榆次。寒暑假中，我们有时也会在一起聊聊天。后来我到天津铁中读高中，我们通过几次信。那时我只想读书，没有考虑别的。在我读高三时，她就结婚了。

我在天津读高中时，在太原工作的一位我父亲的同乡，曾多次到榆次我家，意思是想和我家联姻，想把他女儿嫁给我作媳妇。那时他女儿正在太原护士学校读书。后来，父亲跟他说，儿子正在读书暂不考虑婚姻问题。况且婚姻还要由儿子自己作主。听了此话，这位长辈感到联姻没有希望，这才打消了联姻念头，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跟我有较多来往的，有一位我高中时的同班女同学L。L，河北乐亭人。高中毕业考入河北师大地理专科，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河北地理研究所。在高中二年级暑假，即1954年夏，全国闹水灾，天津受到洪水威胁，学校通知推迟开学。我在家等待开学通知。到9月1日仍未接到任何消息。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是L写来的。信中说学校已经开学，叫我赶快到校。于是我在当晚就登车赴津。从此我对L有了好感，但那时也只是有些朦胧的意识，彼此没有任何表示。高中毕业之后上大学期间，彼此也极少通信。1958年寒假我回山西榆次路过石家庄，去看望我在石家庄工作的四叔时，顺便去看过她。1959年上半年，我在北大读书时，L到北大来看过我。我们曾绕未名湖散步和聊天。那时她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在我们彼此的谈话和通信中均未涉及感情问题。她对我的态度不冷不热,不即不离，犹豫暧昧。1959年下半年我在天坛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时，L也曾来看过我。我们曾在天坛公园内聊天散步。但我那时已经同于瑞玲确定了恋爱关系。在她回石家庄之后，我去信把实情告诉了她。她接信后，十分伤心。1961年秋，我从西北404工地返京工作，L到京出差，我们相约在中山公园长谈了一次。从此我们彼此就不再联系了。L这个人沉稳、矜持、优柔寡断，不大表露自己的真实感情。但人品很好，我很敬重她。后来她跟同单位的一位南方人结了婚，生一男孩。孩子大学毕业后在石家庄工作，现在也已结婚。30年后，1988年10月在天津铁中同学聚会时重又见面，彼此已无多少话可说。但我们仍然是好同学好朋友，每年新年我都给她寄一张贺年卡。1996年春节前，部分天津铁中同学在我家聚会，她也来参加。1998年10月，参加天津铁中（原天津扶轮中学）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时，我们又见过一面。1999年8月，医生发现她患了乳腺癌，并立即为她做了手术。目前正在化疗和放疗中。

读大学期间，跟我有来往的女性还有D。D跟我不是一个班的。她在三班我在五班。D活泼靓丽，开朗大方，喜爱自由体操。我那时确实非常喜欢她，很想跟她交朋友。1957年夏，我曾向她有所表示，她拒绝了。1958年夏，我到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学习，她被吉林大学物理系派往中科院电子所学习。在中关村我们又见面了。她托我在北大校园里的书店给她买了一本叫《毫微秒技术》的书。从此我们又有了来往。后来她返回长春在吉林大学物理系电子学专业学习，我们通信并不多。1959年下半年，我到北京天坛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我们来往书信较多，并交换了照片。后来我跟于瑞玲确定了恋爱关系，就跟D断绝了来往。以后只知道她分配到海军系统工作，其他一无所知，从此失去了联系，杳无音信。1998年6月6日，吉林大学原半导体系的部分同学在我家聚会。原来老四班的同学昝美琪也应邀参加。从她那里才知道了D的电话。原来D和昝美琪同是天津南开女中的同班同学。之后，于瑞玲曾打电话给她。我后来也给她打了电话。我们在度过40年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风风雨雨之后，又有了联系。她在毕业后分配到海军系统。不久就到葫芦岛核潜艇基地工作。后来又到武汉工作。1962年结婚。1970年生一子。儿子中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现在美工作。D曾因父亲被错划右派而在工作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受了不少委屈。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曾遭受过冲击和磨难。1975年调回北京。1991年跟丈夫一起到新加坡工作。1995年回国。1992年退休。1998年8月，我在百科词典编辑部工作时，D曾来看过我。1998年10月13日，我请她吃过饭。她说我们谁也不欠谁的，表明她的心胸开阔和大度。但我却一直觉得，在我跟于瑞玲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应该告诉她一声，不应不辞而别。这一点，在我却一直耿耿于怀，觉得有负于她。现在，我和于瑞玲同D保持着良好的同学和朋友关系。

我的夫人于瑞玲，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物理系读书时，跟我是同班同学。于瑞玲个子不高，性格内向、端庄、稳重，平时不大爱说话。记得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们班开会，她做会议记录，字写得又快又秀丽。大家讨论很热烈，有时还会有争论。她对一些问题当然有看法，但她却不发一言，不轻易表态。物理系学生的课业负担很重，大多数学生都很用功，而于瑞玲学习更加刻苦和努力。长春的冬天，气温可达零下20多度，教室窗户上会结上厚厚的冰霜。我曾多次看到于瑞玲在寒冷的教室里，晚自习学习到很晚。她平时身体不大好，不大参加体育课上的一些剧烈活动。但在她身体转好时，也参加班级间的女篮比赛。看到女同学们在球场上，为抢球而聚成一团时，在球场外面观战的男同学们会开怀大笑。冬天在滑冰课上，男同学们在冰场上横冲直撞，女同学们的活动比较小心。于瑞玲比别的女同学更加小心和谨慎。1956年春，长春大旱。我们班级到长春郊区兴隆山去抗旱。男同学用大桶挑水，女同学用脸盆给麦苗浇水。于瑞玲身体虚弱，为照顾她叫她为大家烧火做饭。实际上做饭比浇水更累。1958年初夏，高校开展所谓的教育革命活动。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劳动。我们班的任务是把大块花岗岩，用大锤砸成馒头大小的小块。男同学砸石头，女同学把砸碎的石块分类。于瑞玲就和其他女同学干分检石头的活。一个月后，结束劳动时，她还获得了一件针织圆领短袖衫的奖品。1956年除夕，我们班级在校部礼堂参加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我曾和于瑞玲一起跳过交际舞。但那时，我们只是一般同学关系，没有任何其他感觉。

1957年冬，也就是在我们上大学三年级时，于瑞玲生病了。同学们都去上课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去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冷冷清清的宿舍里养病。那时，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好感和关心，于是我就买了一些食品，避开同学们的耳目给她送去。后来她还钱给我，表示我们仍是同学关系。

1958年8月8日，我被选去北京大学原子能系（现在的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学习，她仍留在原校。我离开东北人大（后改为吉林大学）时，我们彼此并没有特殊的表示。我到北大后，曾给她去信。她也给我回了信。我在北大期间，因学习很忙，彼此通信并不多。1959年夏，我在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毕业后，曾去天津看望她，并约她看了一场晚场电影。电影散场后，我送她回家。在送她回家的路上，本来想当面向她表白，但却缺乏勇气，始终没敢开口。待我匆匆回到山西榆次家里，立即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此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她的回音。她没有立即同意确立恋爱关系，只说互相了解一段时间以后再定。1959年下半年，我到位于北京天坛的卫生部所属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于瑞玲在吉林大学半导体系学习。我们以普通同学的关系通信。到同年11月，她来信说同意建立恋爱关系。从此，我们就正式恋爱了。在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结束之后，春节之前，我到她天津的家里，向她父母及家人公开了我们的关系。我们还拍了合影，作为记念。

1960年3月，于瑞玲提前毕业，从长春到北京来，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住在后来成为航天工业部部直大院的招待所待分配。我那时在401（原子能研究所）实习。一来我所在的地方距城里太远，进城不方便；二来，因保密关系，她也没告诉我她的地址，只能靠写信联系，没有见面。本来我们约好 “五一”那天下午3点在中山公园门口见面，却因她同待分配的学生到颐和园游园未按时返城，耽误了约会时间，而失之交臂。为此我还生了一肚子的气。1960年5月，于瑞玲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第六设计部（总字743部队）工作。1960年6月初，在我离京赴西北404工地之前，我们总算相约见了一面。1960年底到1961年5月初，我到北京、沈阳、吉林、大连等地出差，因地址老在变化，只有我给她写信，她无法给我回信。当我在沈阳的出差任务将要结束时，我们约好“五一”在天津见面。当我到达天津时得知，她不回天津了。我在天津她家住了3天，便回到北京。到北京后，我们才见了面。1961年5月中旬，我就又返回西北404工地了。

1961年7月，于瑞玲调到了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十一机械厂工艺实验室工作。1961年8月，领导派我回京参加组织技术攻关，住在三里河三区24号门2层靠西面的一间单身宿舍里。于瑞玲住在永定路单位的宿舍里。从此我和于瑞玲的约会才多起来。我们约会的时间大多在星期日的下午。平时晚上，我就到二机部大楼我的办公室里念外语。那时，木樨地一带多为菜地，楼房很少。玉渊潭公园和紫竹院公园也很荒凉。我们很少到公园去，多数是沿着三里河路或者沿复兴路，边走边谈，来回“轧马路”。一般来说，我的话不多，不知该说些什么。就那么默默地走着，半天不说一句话。于瑞玲的话比我多些。这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方式。1961年秋，我们去香山观赏红叶。就在这次秋游中，我们决定结婚。经双方单位组织调查，认可之后，1962年5月19日，我们在三里河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之后，我们回我在山西榆次的家中和天津于瑞玲的家中度蜜月。回京后，住在和平里的一栋筒子楼里。1963年5月，母亲的户口迁移到北京，并来京跟我们一起生活。1963年11月，搬到分配给我在花园村的二居室居住。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安家落户了。1963年于瑞玲又调到七机部709所工作。

我们恋爱期间，思想都很单纯，除了相爱之外，并不考虑其他问题。我们共同的观点是：只要俩人相爱，两情相悦，无论物质生活如何清贫，精神上也是愉快的。恋爱期间，我们彼此对对方家庭情况的了解是模糊的。我也不问这方面的问题。直到我们结婚之后，才逐渐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于瑞玲1941年开始上学。1947年入天津圣功女中（后改名天津新华中学）读初中。1948年到1952年患肺结核病休学。后经补习，考入天津16中（原耀华中学）读高中。于瑞玲的父亲有兄弟四人，她父亲是老二，名叫于仲良。她祖父经商，经营一家名叫裕恩永的洋货店。到她父亲这一辈，四兄弟合伙在天津小白楼继续维持洋货店，主要由她父亲打理。解放前夕，洋货店经营已不景气，解放后由于美国封锁大陆，没有货源，就关门大吉了。之后，她父亲一直在天津吉林路中学做庶务工作。虽然解放后城市里没有划定过家庭成份，可是，原来他们家的人在填履历表时，都自称家庭成份是资本家。为此，于瑞玲在工作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政治上遭受过不少歧视，受过不少委屈。他们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当中，也遭受到了非人的磨难。而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给她父亲确定的是职员。于瑞玲的母亲叫米世珍。虽然出身富有人家，却因她家老人有重男轻女思想，读书甚少。而于瑞玲的三舅，却留学德国，解放前经商，解放后任天津工商联副主任。于瑞玲的老舅，早年留学日本。于家和米家过从密切。于瑞玲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大哥于葆禄，1952年津沽大学（院系调整后归为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在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工作，曾到前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后任该院副总工程师。二哥于葆森，高中毕业后参军，原在青岛一所海军学校任教，多次立功受奖。后复员回天津，在职大教书。于瑞玲一直由她大哥和二哥供她在大学读书。妹妹于庆玲，河北大学数学系毕业，在天津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任教。

1963年12月，我回西北404工地工作。从此开始了牛郎织女式的分居生活。我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平时我们只能靠鸿雁传书交流感情。1966年1月13日，于瑞玲生了我们的大女儿晶晶。在妻子怀孕及分娩时，我没在她身边照顾她。1968年7月1日，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彤彤出生时，我也不在北京。我为此十分愧疚，总感到没有尽到做丈夫的义务和责任，在感情上是欠了债的。幸亏有我母亲照料和我二妹的帮忙，总算熬过来了。为此，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和二妹。

1965年于瑞玲调到七机部二院25所工作。1966年9月，被派往贵州遵义地区的鸭溪去搞“四清”。那时我在西北工作，母亲患有高血压，于瑞玲自己经常喀血，大女儿出生才8个月。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又背着资本家出身的包袱，于瑞玲有口难言，只好割舍对女儿的亲情，无奈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到“阶级斗争“的风浪里“锻炼”去了。在“四清”当中，于瑞玲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贫困地区，既在生活上吃尽苦头，又在精神上担惊受怕。因在解放前贵州是土匪猖狂出没之地。实际上，这对于瑞玲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歧视和迫害。幸好，那时贵州的“造反”风暴已经掀起，“四清”工作队被赶走。于瑞玲在1967年春节前就回到了北京。

“文化大革命”初期，七机部两派斗争十分激烈，这在当时的首都是出了名的。于瑞玲哪一派也没参加，是逍遥派。但逍遥派并不逍遥。她要经常看大字报，读《毛选》，特别要读《老三篇》。并把用彩色纸刻出的毛泽东头像和《老三篇》制成条幅，悬挂在家里的墙上，象征心系革命和表示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忠诚。即使如此，也未能摆脱厄运。

1968年7月1日，我们的二女儿出世。4个月后，七机部二院25所的工宣队对于瑞玲发出“最后通碟”：限令3天之内离京到安徽滁县军队农场报到，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并封了实验室的房门，转走了户口，停发了工资。在留京劳动，以便照顾老人孩子的请求被拒绝之后，迫不得已，于瑞玲只能割舍下孩子和老人，1969年1月前往农场劳动。我在西北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车间，后又到“五七”农场劳动。那时，大女儿刚两岁多，二女儿才6个月，母亲年迈仅能带一个孩子，只好把二女儿托付给一位叫张琴玉（丈夫叫杨希庆，在二机部机关工作）的阿姨全托照看。一家六口分了五个地方，真是到了“妻离子散”的地步。

于瑞玲在农场干的是重体力活。本来不断喀血的她，累得大口吐血。即便如此，军宣队仍不让她回京看病。后来到1971年4月，于瑞玲病得实在不行了，军宣队才让她回京治疗。回京后，她又拖着病体自己去办理入院手续，住进了位于永定路的七机部七二一医院。住院期间，母亲要照料两个孩子（照料二女儿的阿姨有了工作，把女儿送了回来），去不了医院。而我又不在北京，所以没有一个人去看望过她，境况十分凄凉，住院半年后勉强出院。但她却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坚韧不拔和自主自立的，与病魔顽强斗争的精神，显示出她外在柔弱而内在坚强的性格力量。

于瑞玲出院之后，拖着并未痊愈的病体，一面坚持上班，学习新知识，力争搞好自己的科技业务工作；一面关照家庭日常生活。星期日还要购粮买菜，生火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平时既要照顾老人的起居健康，又要关怀孩子的饮食教养。孩子有病，还要带孩子到儿童医院去看病打针吃药。有时要拉着一个抱着一个，带两个孩子挤公共汽车去医院。此外，还要热情招待亲戚和朋友来访。那时，仅我们崔家就有二叔二婶、三叔三婶、四叔四婶，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再加上于家的亲戚，约有几十人次，陆续不断来京，或看望我母亲或小住或游玩或路过。他们都对于瑞玲的热情款待赞不绝口。特别是我的二叔在太原做完食道癌手术养病期间，曾到北京住了半个月。于瑞玲对二叔热情精心照料。临走给二叔挑着行李送他到车站，回来后累得躺在床上几乎爬不起来。于瑞玲的二哥为避四川武斗之乱，也曾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为了节俭度日，我穿的衣服，还有孩子们穿的衣服，有好多都是于瑞玲亲手缝制的。生活的艰辛和困难可想而知。一位拖着病体的知识妇女，既要在工作上不甘落后，力争上进，做出成绩，又要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要承受多么大的精神压力，付出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做出多么大的自我牺牲啊！

1974年我调回北京，在清华大学200号工作，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实际上也帮不了家里多少忙。只在1976年北京闹地震时，出了点力气。那时，于瑞玲仍然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背负着家庭生活的重担。1980年我调到二机部科技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工作，家里才算有了一位常住男性户主。但我那时要翻译《辐射防护》一书，家里的事基本不管。反过来，我还要受到更多的关照。我这个人长期过惯了集体单身生活，在家庭中是一个典型的“依赖型”。到目前，我在家里也只是干点刷锅、洗碗、拖地、摘菜、倒垃圾之类的粗活。就这样，于瑞玲仍然会说我碗洗得不净，地拖得不亮，菜摘得不细，垃圾倒得不勤。于瑞玲在我们家里是，“内政外交财经民政样样都管，衣食住行保健卫生事事操心”。在家庭生活中，时时想着别人。只要别人满意和高兴，她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我们家如果没有于瑞玲对家庭的精心料理，没有于瑞玲对我母亲的热情和关照，没有于瑞玲对女儿的悉心呵护和教养，没有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肯定就不会有我们家的今天！

于瑞玲一心扑在了北京的家庭里，而对自己天津的父母照顾并不多。尽管天津的父母很想念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但当老人考虑到女儿的工作及照顾北京的老小，即使在二老患癌症晚期即将离开人世之时，也未主动提出叫女儿回去看望。不仅如此，他们还写信叫女儿照顾好北京的老小。二老的一生只知关心他人，为他人奉献，从不苛求儿女为他们做些什么。二老无私、大度、明理等优秀品质也明显体现在于瑞玲身上。为了北京的家，平时也很少回津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跟我母亲的婆媳关系相处得却很好。开始时母亲对于瑞玲还有点猜疑和误解。如有时母亲认为没给她读来信，有点不满等。后来两人接触增多，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加之互相体贴和关心，逐渐消除了隔阂，融洽了思想和感情，最后母亲竟然离不开儿媳妇了。这种良好的婆媳关系，在花园村小区是出了名的，受到人们的赞扬。1983年，于瑞玲调到航天部测控技术开发公司工作。在此之前，曾在25所任工程组长和副室主任。在测控公司曾历任办公室主任、处长和副总工程师。1989年她们单位领导派她到山东威海协助地方科委工作，母亲对她们单位领导很不满意，认为她们单位实在太欺负人了，为什么不派别人去呢？为此，母亲一直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以致引发了心脑血管疾病，竟于1990年5月因心肌梗塞而逝世。

尽管于瑞玲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排斥和歧视，受了不少委屈和窝囊气。但她对工作却是一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不管领导上交给她什么工作，她都能认真对待，刻苦钻研，一丝不苟，圆满完成任务。她还有一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劲。在别人看来办不成的事，她会想办法办成。

于瑞玲为人正直，从来不会对领导阿谀奉承。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她就会坚持，不会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为此她会得罪领导。她鄙视那些拍马屁者和见风使舵的人。但这些人却能青云直上，捞到各种好处。有的领导，尽管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见了好处就上，见了问题就让，“先己后人，决不脸红”。她对这种人更是深恶痛绝，嗤之以鼻！

我在西北工作时，于瑞玲和我天各一方。那时，我一个礼拜写一封信给她。我们只有靠鸿雁传书转达感情和思念。“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尽管我每年只有短短的一次休假，但我也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美满和幸福。夫妻日夜相守，耳鬓厮磨，当然令人陶醉。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这样，我们在幽怨的相思和牵挂中，度过了11个分居的春秋，耗去了我们美丽的青春年华。

我们夫妻之间有时也有摩擦。我的脾气不好，有时会惹妻子生气，过后很快我就忘到脑后去了。妻子不会跟我吵，只会干生闷气，不理睬我，有时甚至几天都不理我。这时，我就感到特别难受，只好主动表示“服软”，承认“错误”。于是家庭生活又恢复如常。妻子对我说：只要你在家里“不闹”，我们家就不会有“战争紧张气氛”。原来我认为我所以要“闹”，都是别人“惹”了我。有时是女儿说话“顶”了我，有时是妻子“训”了我。我认为有伤我的“自尊心”，我就不高兴，坏脾气就会发作，家里的气氛就会紧张。后来，女儿出嫁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妻子两个人，再加上我注意到我的“毛病”，开始有意克服，家里的“紧张气氛”就少多了。但是，我们家从来没有因经济问题闹过矛盾，引起过“紧张气氛”。因为我和妻子都不把钱看得太重，也不会胡乱花钱。在家庭大宗开支上商量办事，小笔花销各自掌握。

总之，我一生有过不少接触女性的机会，但让我动心的不多。让我付出感情的更少。让我付出感情最多的还是于瑞玲。虽然我跟另外两位女性有过来往，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于瑞玲。我可以说，我的感情是专一的。从我和于瑞玲确定恋爱关系那天起，我就跟别人断绝了来往，把感情专注在于瑞玲一人身上。我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度过了大半生。我庆幸，我找到了一位好妻子，一位好伴侣，一位好朋友，无怨无悔伴我一生。一位台湾作家林清玄说得精辟：“醉后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理智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感情才是人生的全部。”对这句话，我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