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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不善于交际，但在我的一生中仍有不少朋友。所谓朋友，当然要比普通的同学与同事彼此交往要多一些和深一些。
童年时期的小朋友就有一位小名叫小猪儿的，大号叫贺金。他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河北人。父亲是体力劳动者。除了上学、吃饭和睡觉之外，我和小猪儿几乎形影不离。我们玩耍的主要内容有滚铁环、打弹弓、掏家雀、捞小鱼、养蝌蚪、逮蝈蝈等等。有一年，小猪儿的父亲得了伤寒病卧床不起，我不懂伤寒病的厉害，仍然每天到小猪儿家去找小猪儿玩耍，竟然没被传染。我们可说是“生死之交”了。后来小猪儿到太原纺织厂工作去了，从此再没见过面。
从小学五、六年级直到初中阶段，我有了新朋友。新朋友中的一位叫李景义，后改名叫李志民。榆次人。小学毕业后，我跟他一起到太原考中学时，就住在他家的亲戚家里。他报考太原一中，我报考太原国民师范。结果，我考上了国民师范学校，而他却名落松山。以后，他经自学一年，考入山西农业技术学校。仅读一年就考入山西大学数学专修科，两年后毕业，到太原钢铁厂职工大学教书。此人头脑灵活、聪明，有专劲。我们在一起，经常谈论理想和抱负。暑假常常到公共球场去打篮球，在老城墙上面散步。有时去郊外远足，到榆次东部的源涡五龙池游泳，或去榆次西部的赵村池塘钓鱼。有一次，我在专心钓鱼，他在水边玩我钓上来的鱼，一不小心，他把我钓到的十几条鱼给弄跑了。当时我很生气，向他发了脾气。我收起鱼竿就走，他就跟在后面，一路无话。过后不久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念大二时，暑假曾去太原看望他。那时他已结婚。此后从未谋面。
另一位朋友叫彭耀宗。独生子。太谷人。早年丧父，由母亲带大。小时爱和女孩子在一起玩耍，有点女孩子气，大家都叫他假妮子。但是，我们还挺谈得来。此人待人诚恳，但有点娇气。他在小学毕业后考入太谷师范学校。高师毕业考入山西师范大学数学系。后来听说，因受母亲地主成份牵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很受了一番折磨，结婚很晚。十年浩劫后在榆次一所中学教书。1994年，我去太原开会，顺便到榆次看望我的三叔。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他，不曾见面。
还有一位朋友叫赵春福。榆次人。其父是位厨师。此人十分憨厚。小学毕业后便到晋华纺织厂工作，当了我三叔的徒弟。1994年在榆次三叔家跟他见过一面。
我们四人在小学六年级时，为了锻炼独立生活能力，曾主动要求在学校的同一房间住过一段时间。冬天房间里没有炉子取暖，先把彭耀宗冻跑了。剩下的我们三人，不久也被冻得跑回家去了。
有时，我的父母会留他们三人在我家吃饭。饭后，我们会吹拉弹唱折腾一番。看到我们几个孩子十分热闹，我的父母也挺高兴。
1952年我到天津铁中读高中，又结识了高中时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潘毓琛，另一位叫苑秀臣。潘毓琛，哈尔滨人，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此人开朗、豁达、爽快，俄语好，爱活动。因他鼻梁较高，长得十分英俊，大家就叫他二毛子。平时理科和俄语学得不错。可是高中毕业时，班主任却叫他报考北大东方语言系。因准备不足，未被录取。1956年考入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在高中，跟同班女同学姚传洪关系不错。在读大学时，曾跟在天津大学读书的高中时的女同学章育滦来往密切。毕业后，与哈尔滨的邻居，山西医学院毕业的姜克光结婚。毕业后先到佳木斯桦林橡胶厂职工子弟中学教书，后转到辽阳石油专科学校教数学。姜克光在厂职工医院当医生。他们生有两个儿子。老大高中毕业后在京当特警，老二大学毕业后在当地公安部门工作。1961年春，我到东北出差，路过天津时，曾去南开大学看过他。后来高中同学聚会时见过几次面。他也曾带两个孩子在我家住过。1996年夏曾跟同学一起，应在呼和浩特一家工厂任厂长的同班同学陈宝岩的邀请，到呼和浩特及内蒙草原一游。1997年二儿子眼睛受伤，潘毓琛夫妇陪儿子来京治疗。我和姚传洪还去看望过他们。
苑秀臣祖籍山东，家住北京前门草厂头条。父亲是劳动者。有两个姐姐。苑秀臣爱玩，不大用功，但为人诚恳、热情。我和他能谈得来。放暑假后，我要在京玩几天，就住在他家。他在高中毕业后考入天津师范学院。我在长春东北人大读书时，暑假曾去天津看过他。他那时有一位要好的女同学。但后来他未与这位女同学结婚，而是跟别人结了婚。毕业后在天津十七中学任教。后任总务主任。他曾管理过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安置工作。那时，找他办事的人特别多，经常吃吃喝喝，很是大红大紫了一阵子。抽烟喝酒十分了得。因不住意饮食节制，1997年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1998年10月10日，我和部分北京的同学到天津铁中参加80周年校庆活动时，曾去看望过他。他的头脑清晰，精神状态还好。
大学期间，在东北人大跟同班同学童阿廉来往较多。童阿廉江苏无锡人。学习不错，喜与人争论。待人热情，性格开朗。爱唱几句京剧。我们住在一间宿舍里，经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问题。他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文化大革命”当中，不幸自缢身亡。英年早逝，令人十分惋惜。
在北大学习时的一位朋友叫梁仲鑫。他是从上海复旦大学选调来北大学核物理的。浙江人。为人忠厚、诚挚。因他比我们岁数大些，大家称他为梁兄。他在大学毕业后留校。“文化大革命”当中随系搬迁到陕西汉中北大分校。打倒“四人帮”之后，回到北京。我们曾有书信来往。1981年，有一次，广州和武汉有同学来京。他曾邀我去他家聚会，我因故未去。后来，他患了肝癌。不久即离别人世。我们一直未能谋面，感到十分遗憾。他有一儿一女，均出国留学。夫人吴永慧是北大技术物理系教授。
1959年参加工作之后，人事复杂，交友极难，交一挚友更难。可是我仍然有几位好朋友。其中一位就是刘锡山。刘是长春人，195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采暖通风专业毕业。1963年也未能提升为工程师。但此人为人正直，待人厚道和直率，工作极为认真。他当时任反应堆工厂四车间技术员，我在五车间任车间副主任。我们交往可无话不谈。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一些在当时可说是大逆不道的问题。1973年9月，在反应堆大修前对反应堆防护砂廊进行挖井探查。当时一位工人提拔的副厂长急于表现自己，不讲科学，主观蛮干，挖砂井时不注意安全保护。当刘锡山在晚上值班下井检查时，陷入砂土中因公殉职。404厂领导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仪式。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令人十分痛心。那时，我正在北京探亲度假，接待过他的父亲和妻子，但却没能参加他的追悼会，引为终身遗憾。
王金煜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在大学念书时交往不多。毕业后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时，来往就多了。王是天津人，待人厚道，处事有头脑。起初他在404总厂技术处，我在安防处。1965年我调到反应堆工厂五车间，他调到反应堆工厂二室。彼此接触机会较多，自然就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他那时跟同在一个处工作，北大1963年我们同系放化专业毕业的田素珍结了婚。生有两女一男。我在404工地是单身，经常在节假日到他家串门聊天，共同语言较多。他的烹饪技术不错，时不时的，我就在他家领教一番他的烹调“手艺”。1974年我调回北京后第二年，他们夫妇也落叶归根，调回天津。他在天津大学基础部教物理，夫人在天津大学出版社当编辑。1993年6月，刘书生任主编王金煜任副主编，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他们合编的《现代光学手册》一书。后来，他打算再出一本辐射防护方面的书，我给他提供了我手头的一些参考书籍和资料。目前我还未看到这本书出版。
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工作时，还有一位朋友叫王文海。他是从复旦大学选调到北大学核物理的，在北大学习时，跟我是同班。王是江苏常州人。毕业后跟我一起分配到404总厂在同一个处工作，同住一间宿舍。后来我调到801反应堆工厂，他仍在总厂防护处工作。他工作的对口单位就是反应堆工厂，所以接触较多。此人十分聪明，爱发牢骚，总有怀才不遇情绪，但为人诚实、坦率。我们彼此思想相通，很投机缘。他在北京401（原子能研究所）实习时，他留在工地的夫人曾遭受性骚扰。我回京探亲休假时，叫他赶紧回去。以后，他和夫人关系极好，生有一男孩，名叫王小波。战备时他撤往三线的四川绵阳821（801反应堆的翻版）工作。我回京工作后，有一次在京见面，他说想去浙江海盐秦山核电厂工作。后经我疏通，他如愿以偿。他在秦山干得不错。曾去日本美滨核电站实习。后任秦山核电厂防护处处长。1994年我在《核工业报》上看到，他是那一年核工业总公司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之一。
我在801反应堆工作时还有一位朋友叫朱仁发。上海人。当时任二车间副主任。他为人诚恳、实在。他的许多思想观点与我是相同的。我们各住一间宿舍，经常在一起谈论世事人情，十分投机。有一段时间，大约是1969年到1970年，我妻于瑞玲因肺部支气管扩张，经常喀血。老朱就从上海买来了中药血见宁。妻服用之后病情大有好转。1974年他调到上海728工程（即秦山核电厂）筹建处工作。我也调到清华200号工作。分别前曾合影留念。后来他到北京出差，我们还见过面。我们每年都互发贺年片，祝贺新年。在404期间，我和不少上海人都有过来往，其中不少人给我留下了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
1974年我调回北京，在清华大学200号工作。我和郭聚豪成了朋友。郭聚豪，河南人。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云南昆明卫生防疫站工作。1975年调回清华200号。我那时是大组长，他是党小组长。他对我很尊重。我们工作上，配合默契，互相支持；思想上，能够彼此沟通。他为人憨厚，待人诚实、善良，没有“清华帮”习气。他夫人是他的同学，东北人，对人也很实在。我愿意跟他们交往。我离开200号之后，一直同他们有联系。后来，郭聚豪当上了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设计院（即200号）的副院长。工作卓有成绩。他们夫妇考评正副教授时，我都给他们写过评价和鉴定意见。
1980年我调到核工业部科技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为止，称得上朋友的只有两位。一位是鲍世宽，一位是周熙钦。鲍世宽，山东烟台人，性情豪爽、直率，有点傲慢，书法不错。1965年清华工程物理系防护专业毕业，分配在404厂801反应堆工厂我那个车间任技术员。在车间生产准备阶段，他在培训工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反应堆运行后，他任辐射剂量监测系统和元件密封监测系统值班长。1969年1月反应堆发生元件烧结事故。鲍在事故处理中表现出色，成为34-32英雄集体成员之一，受到国务院的表扬。他在404期间，我们来往较多，也能坦诚相待。1970年他调到湖北宜昌827工程（原拟建重水反应堆）做筹备工作。后827工程下马，1979年调到核工业部科技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任编辑。1980年我也调到情报所。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这时，我任编辑室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是一名编辑。我们在工作中能互相支持，彼此关系融洽。他组稿很多，出书质量也高，受到好评。但因毕业时间晚，退休前未能评上正编审。但在1994年获得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1996年退休。
周熙钦，山西太谷人。1963年南开大学化学系放化专业毕业。最早分配到西宁221（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工作。后调到北京401（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1979年调到二机部科技情报所（原子能出版社）任编辑。我在前面讲过，当我刚到教材室工作时，在一次聊天当中知道，我在太谷山西农学院附属初中部（原铭贤中学）学习时，她正在我们学校所在地的村子里读小学。我翻译的《辐射防护》一书，她承担责任编辑。在这本书的出版方面帮了不少忙。此人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乐于助人。我的大女儿结婚时，她曾送了一件精致的蘑菇台灯。我的二女婿和我二女儿结为秦晋之好，还是她当得红娘。
我讲了这些朋友，也只能说是一部分过从密切者。还有不少人跟我的交情也不错，因篇幅限制，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但我会在心中永远记住他们，跟他们的交往将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我与人交往，没有庸俗习气，也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有的只是以诚相待，以心换心。我在交友方面遵循的原则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唐朝诗人高适有两句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只要真心待人，不愁觅不到知己。一生中能有几位知己，乃人生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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