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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24日，我满60周岁。根据我国的规定，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我在退休前，对离开工作岗位和职业集体人群，将要过闲散自由的退休生活，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时我想，退休后没有了任何工作压力和约束，我可以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顾一下我的一生，写我自己的回忆录。为此，我已经做了一些思想准备和资料准备工作。再一件事就是要读点书，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陶冶自己的情操。第三就是休闲、娱乐、旅游和健身，使自己的精神愉快，身体强健。最后就是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还可以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少人退休后有失落感。而我却感到退休生活很充实，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
退休后，原来工作的编辑室又反聘我来做一些未完成的书稿，反聘费每月200元，不坐班。那时，我手中有两本资助书，一本是《显示技术》（已到款17000元），一本是《辐射防护教程》（已到款20000元）。虽都有了书号和条码，但因书稿未到，无法进行工作。1999年11月，按出版社的要求，中止了反聘合同。
就在退休前一个月，海南出版社的总编辑王同亿要我去帮忙。地点在车公庄西路郝家湾。就是原子能出版社原来的地址，离我家很近。从工作条件来说，不是太好（全天坐班，月薪500元）。但看在老同事的面子上，不好推辞。在没有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的情况下，3月13日我就去他那里上班了。
海南出版社的管理体制是，由出版社拨给编辑室一定量的书号，确定好编辑室每年上缴出版社的上缴款金额，各编辑室即可组（组稿）、编（编写）、审（审核）、印（印制）、发（发行）“一条龙”独立运作。编辑室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由各编辑室自己解决。王同亿主管的辞书编辑室成立了一家公司，主要出版王同亿主编的辞书，同时也出版一些其他教学辅导方面的图书。那时，他那套班子，除他之外还有编辑2人，发行1人，后又聘1人（原工人出版社一位退休科长），外聘编审2人。两位编审中，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地理系退休教授马星垣（原来是学天文专业的），一位就是我。此外，还有5位业余编校和3位录入员。
王同亿主编辞书的流程大致是：王陆续把按字头（如A、B、C、D等）编好的稿子，交录入员录好并打印出来。然后把打印稿分发给业余编校去审核校对。王把审校完的稿子加以修改，再由录入员录入打印出来。重复上述过程五六遍甚至七八遍之后，最后定稿。之后把定稿软盘送去制做胶片。再把经校对修改好的胶片送印刷厂印刷装订出书。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组织好全部程序，不能出任何纰漏（如丢稿、乱码等）。书稿经多次修改校核，数量很大，稿面很乱，交叉很多，书稿送出和收回周期不一，稍不留意，就可能出错。因此，要十分细心和小心，并且要有一套登记、分发和检查手续。特别要检查审校质量。这是保证出书质量的重要一环。另一项工作就是从很多参考书中给王同亿提供必要的素材。这项工作因王催得紧，要得急，须加紧完成。但这是一项既累眼睛又耗精力的工作，往往使人感到头晕眼花，精疲力竭。而王同亿又是一位“拼命三郎”，他拼命不算，还要我们跟着他拼命。除此之外，我还要管理印章、文件、文具、劳保、开支、考勤、接待等办公室的事务。我又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王同亿这个人，用人太狠。他要让别人干得最多报酬最少，恨不能把别人的精力榨干耗尽。他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或少吃草”。凡是跟他合作过的人，都不想再跟他合作了。
那时，我在海南出版社辞书编辑室，从头到尾全过程参与工作的，是新编辞书《高级汉语词典》。我是这部辞书的责任校对。这部词典由王同亿主编，670万字，收字17000个，词条约20万条，精装大32开本，算是一部中等偏大的词典。这本词典的特点是，汉语词条有英文对照；有词源，讲本义，详细介绍字词的来龙去脉；简化字、繁体字和异体字有区分，字形规范；注音标准，读音准确，统读音有标记；读者对象明确，主要是中等文化水平者，特别是中学生及教师。这部辞书于1996年1月编完，1996年3月出版，前后只花了一年时间。如果按常规办法，大约需要3年到5年时间。这样的速度，可以说，在辞书编篡史上是空前的。从辞书编篡质量上来说，也是比较出色的。我觉得，我能参与这部辞书的出版，也是我对社会做出了一点贡献。虽然这一年我感到比在原子能出版社工作时累得多，也辛苦得多，但一想到自己在退休后能给我国的文化事业大厦添了一片瓦，加了一块砖，内心就感到十分欣慰。同时，我在这一年多当中，也学了不少汉语字词方面的知识，受益匪浅。还应当提到的是，这部词典的装帧和封面设计是我的二女儿崔彤做的。
我参加的另一项工作是修订《新现代汉语词典》和《新编新华字典》。工作程序与《高级汉语词典》相同。《新现代汉语词典》，王同亿主编，1992年12月出版，420万字，收单字13000多个，词条10万余条，精装小32开本。规模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差不多。适合中小学生及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使用。后来，这本词典因涉嫌抄袭，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告上法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对王同亿编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加以鉴定，其中确实有约三分之一的内容与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雷同或相近。就在法院尚未判决之时，王同亿将涉嫌抄袭的部分内容加以改动、修订和补充，于1996年上半年，重新出版了修订后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兼作汉英词典）。
1997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王同亿败诉，赔款四十几万元人民币。后来王同亿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但1996年修订后出版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兼作汉英词典）发行未受影响，可继续上市。
对这场官司，说王同亿有抄袭行为也对。他主编，1992年出版的《新现代汉语词典》中，确实有抄袭人家的部分。但是，社科院语言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内容，也未必都是他们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毋容置疑，他们也是从前人编的辞书中抄来的。这有很多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因语言的涵义有延续性、继承性、通用性和共享性，不是哪一家或者哪一个人可以独创、独享和垄断的。这场官司在辞书界很是轰动。王同亿这个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刚愎自用，鼻孔朝天，老子天下第一，从来就没把辞书界的老前辈们放在眼里。于是，他就成了北京和上海两地辞书界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被辞书界自认为是权威的人们看成是个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王同亿便成了南北夹攻和围剿的牺牲品，从此声名狼藉，销声匿迹。反过来，我觉得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某些人，也确实有点摆学阀或者学霸的架子，以势压人，在辞书界以霸主自居，容不得他人进入这块“领地”，也很不得人心。
王同亿主编的《新编新华字典》，1993年4月出版，收单字13000多个，复音词和词组5万多条，123万字，精（平）装64开本。1995年3月到1996年上半年，王同亿在主编《高级汉语词典》的同时，穿插修订了《新现代汉语词典》和《新编新华字典》。1993年《新编新华字典》出版后，也曾因书名被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但法庭对商务印书馆的起诉不予支持。因使用《新华字典》这个书名的字典，就有1953年由新华辞书社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华字典》和1956年由丁德先编，台湾北辰出版社出版的《新华字典》。这个书名并不属商务印书馆专有。
在主编和修订上述三部词典的同时，王同亿还在主编繁体字的《新編新華字典》。这是与香港某家出版社合作搞的。这本书的编校组织也由我负责。这本书没有搞完，于1996年9月，在王同亿的官司判决之前，我就离开这个单位了。
据后来我在路上碰到的，原来在海南出版社辞书编辑室搞发行的刘淑兰讲，王同亿的官司打输之后，在北京的业务就停止了。王同亿跑到湖南桃源老家，仍在搞他的辞书编篡工作。详细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1997年5月，红旗出版社的陈红来我家找我。她说，他们出版社有一套中学教学辅导丛书要出版，时间很紧，希望我能帮他们一把。具体任务是对原稿进行编校。这套丛书，从初一到高三年级，共有七八十种之多，涉及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除自己接受一部分任务之外，我还组织了鲍世宽（副编审、国务院特别津贴获得者）、陈进贵（副编审、国务院特别津贴获得者）、张本东（编审、原原子能出版社社办主任）、刘荣久（副编审）和马星垣（首都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等人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1997年的6、7月份，天气特别炎热，一般气温都在33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那时，家里尚未安装空调，只有用落地电风扇降温。即便如此，看稿时仍然汗流浃背，挥汗如雨，而且每天工作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好在我的身体还能承受，再加上家里有老伴帮忙配合，突击两个月后，顺利完成了任务。其他同事也都完成了任务。中学生的学习辅导读物，要求要配合课本内容，涉及的知识要准确，看稿时马虎不得。这次总共完成编审任务的字数约有700万字，编审费20000多元。我自己完成了一半，得编审费约10000元。其他人分配10000多元。
1997年下半年，还有两家单位想叫我去帮忙。一家是人民邮电出版社，另一家是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工作条件较好，主要任务是审核电子计算机方面的书稿，月薪800元。但地点在崇文门外夕照寺街，离家太远，没去。另一家公司承接了国家科委委托的，整理出版几千万字科技报告的任务。当然需要编辑人员参与工作。他们想叫我去帮忙，条件是全日坐班，上下班有班车，地点在上地经济技术开发区，月薪1000元。考虑到上地离家太远，乘车加坐班时间太长，没有应聘。
1997年下半年,还有一家百科辞典编辑部的一位姓朱的编辑，来家找我，意思是叫我承担将要编篡的《百科辞典》物理学科主编的任务。他留下几本有关编篡《百科辞典》的资料供我参阅，待我考虑后再予以答复。当时我根据自身条件权衡，还不具备承担物理学科主编的重任，于是就婉言拒绝了。
根据资料知道，这部《百科辞典》具有百科全书的基本性质，同时具有词典的形式，是采取词典形式编篡的百科工具书。它比百科全书词条多，释文短；它比一般语文词典在释文中科学知识含量增多，词条覆盖面广。定位是在百科全书和语文词典之间，内容接近百科全书，形式上以词立目，释义简明，接近一般词典。预计全书共有75个学科，21.12万词条，5290万字，大16开本，精装，铜版纸彩印。执行主编和总编辑部主任是王行国（原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部是民营的，主管单位是远大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名叫张鲁光。
1998年1月初的某一天，已退休的原原子能出版社社办主任张本东来电话说，有一家名叫百科辞典编辑部的单位招聘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问我想不想去。因有了前面对百科辞典编辑部的了解，感到在有生之年，能参加这样一项规模宏大的世纪文化工程，很有意义，于是答应去应聘。
1998年春节前，我应约到百科辞典编辑部。接待我的是自然学科学部（分编辑部）主任全锡珂（原《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海军卷编辑）。他在介绍了情况之后，叫我改一篇稿子和几条词条，三天后交稿。过了3天，我到编辑部复命，经与执行主编和总编辑部主任王行国谈话之后被录用，确定春节后上班。春节过后，于1998年2月5日，我就去编辑部上班了。上班后，我没到自然科学学部（分编辑部），却被分配到新兴科学学部任副主任，让全锡珂白忙活了一阵。新兴科学学部分管的学科有：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科学技术、旅游和家政。主任是倪伟清（原计量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由我分管的学科有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上班之后才知道，在这里工作的原子能出版社的退休编辑，除张本东（编审）之外，还有张佩文（副编审）和潘金娣（副编审）。原来找过我的老朱，在自然科学学部，叫朱志望，早先在二炮司令部机关当秘书。当时，编辑部常坐班的有20人。此外，还有不坐班的编辑15人。坐班的全是退休人员。我在编辑部很快就跟大家熟悉了起来，就不感到生疏了。
百科辞典编辑部的地点，在西三环北路万寿寺西里嘉德写字楼四楼，离我家很近，骑自行车20分钟可到。上午9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中午12点到1点半吃饭休息。实际工作时间只有5个半小时。每人发给一条毛毯，作休息之用。中午还免费供应一顿午餐。我的薪水是每月2000元（我的退休工资是1100多元）。这样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对我们这些退休人员来说，是相当优厚了。据说，这都是王行国确定的。他是把我们这些被聘人员看作专家来对待的。当然，这些都得到了老板的首肯。
我的具体任务是着手组织管理科学和能源科学技术两个学科的编辑委员会。经我的高中同学，北师大毕业的，当时任教育部高级教育行政管理学院主管人事工作的王德昭推荐，找到了教育部高级教育行政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黄百炼教授任管理科学主编。不久就组成了编委会。经我在清华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当时任清华大学核能院副院长的郭聚豪推荐，又经多次登门拜访，最后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设计院院办公室主任马栩泉教授，同意担任能源科学技术编委会主任，并组成了编委会。
1998年2月27日，执行主编、总编辑部主任王行国请了长假。据说是有人说他用人有裙带关系，并在开支上有不当之处。总编辑部群龙无首，暂由总编辑部副主任杨振邦牵头。1998年7月2日，总编辑委员会的执行编委会决定任命何川江（总编辑部主任助理，远大立公司派来人员，30多岁）、太史瑞（工程技术部主任，原国防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和孙建（行政事务部主任，远大立公司派来人员，30多岁）组成核心领导小组，何川江任组长。
何川江上台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机构，精减人员。预先不打任何招呼，只要在某人的桌子上放上一纸解除工作关系的通知，此人即刻走人，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无心工作。我在应聘之时已经有了解聘的思想准备，对此做法也无所谓。结果，坐班人员约有一半被裁减，只留下编辑13人，我是这13人中之一。非坐班编辑全部裁减。撤销了新兴科学和语词编辑部，只留下工程技术、自然科学、文化文艺和社会科学4个编辑部。我被归入工程技术编辑部，承担了8个学科的组稿任务。工程技术编辑部主任是陈民扬（原是人民交通出版社的总编辑）。因我承担的学科数增加，所以给我加薪到2250元。
从1998年3月份到7月份，经专家咨询、市场调查及各编辑部多次研讨，7月15日决定把原先计划按学科先出单卷本，改为按社会科学、文化文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4大门类出分类合卷本。合卷本分普及版本和豪华版本。普及版黑白印刷，大16开，精装，12卷。豪华版铜版纸彩印，2万彩图，大16开，精装，20卷。学科最后交稿时限为1999年6月，学部最后交稿时限为2001年2月。原定2年出书改为4年左右出书。
压缩情况是，词条由原定的21.12万条压缩为16万条，字数由原定的5290万字压缩为3200万字。具体学科划分是：
1.
社会科学类：16个学科，42000词条，840万字，3卷。
2．文化文艺类：16个学科，40000词条，800万字，3卷。
3．自然科学类：20个学科，40000词条，800万字，3卷。
4．工程技术类：22个学科，38000词条，760万字，3卷。
此后，各学科便按新的规模和学科划分开始工作。但框架已经搞好的和已经写完初稿的各编委会反应强烈，认为要压缩字数困难很大。大部分学科编委会的工作都暂停了下来。
从远大立公司属下的《百科辞典》编辑部成立，就一直在为图书列选和书号奔波。原先与国防工业出版社联系，想叫他们承担词典的出版任务，并解决向国家出版署申请图书列选和书号问题，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远大立公司派孙建又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联系合作出书事宜。据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已经搞好了一部10卷本的《实用百科辞典》书稿，但缺乏资金，无法印制出书。所以，他们一直不支持远大立公司搞的这部《百科辞典》。他们想叫远大立公司出钱合作，出版他们自己的书。因各自利益所系，合作谈判一直未果。
从1996年到1998年，远大立公司已经在《百科辞典》编辑工作方面投入约300万元人民币。一来没有找到能解决图书列选和书号的出版社；二来王行国离任后，没能找到合适的执行主编和总编辑部主任；三来因亚洲经济危机影响，远大立公司经营不够景气，难以兑现原先打算拿出2000万元人民币出书的承诺。因此，在1998年7月以后，《百科辞典》编辑部在经费上就采取了步步紧缩的方针。
到1998年11月之前，《百科辞典》编辑部的工作方向一直摇摆不定。一方面让各分编辑部搞合卷本的方案，一方面又对辞典的规模和字数进行了再研讨。最后何川江根据某所谓辞书专家的意见，又提出了一个出版800万字到1000万字一卷本的方案设想。1998年11月27日，何川江再次宣布机构、人事调整与工资调整。将社会科学部与文化文艺部合并为社会科学部，由王一之（原民族出版社编审）任主任；将自然科学部与工程技术部合并为自然科学部，由我任主任。工资调整后，普遍减薪，唯有我一人加薪。我的工资由2250元增加到2450元，成为编辑部编辑中工资最高者之一。除压缩机构裁减人员降低工资之外，还压缩了一半办公用房。1998年8月，编辑部搬到民族学院南路19号北京舞蹈学院内办公，因为这里的房租便宜一些。
1999年1月初，总编辑部发生了一件大事。行政事务部主任孙建违反公司规定，私自把编辑部租来的一部桑塔那轿车借给了别人。而借车人在京石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毁人亡（死二人）事故。总编辑部通报了此事。而这件事促使了号称世纪文化工程的《百科辞典》下马和百科辞典编辑部的解体。
1999年1月15日，何川江宣布坐班编辑放长假一个月，何时上班等待通知。宣布之后，举行会餐。春节过后，接到编辑部给各学科编委会的通知，叫各学科结算阶段性工作报酬。编辑部的工作就结束了。从此，在中国辞书界曾喧嚣一时的这项所谓世纪文化工程，就寿终正寝了。
我在《百科辞典》编辑部工作近一年。这一年，和一帮退休高级编辑们在一起工作，彼此间没有任何介蒂，思想交流没有什么障碍，大家关心的问题比较一致，在精神上感到十分愉悦和爽快。我经常给大家讲一些从国际互连网上获得的，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深受大家欢迎。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在组织学科编委会时，曾邀请了不少教授和专家参加《百科辞典》的工作。现在都一风吹了，总觉得对不住人家，可是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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