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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同时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党的意见。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数人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如民进党副主席罗隆基和葛佩琪，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等，提出应设立“政治设计院”，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不要“党天下”。这些论调不仅在北京高等院校教师和学生中反响很大，而且在全国知识界和教育界反响也很大。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活动最为积极。他（她）们到处串联和演讲。谭天荣甚至还跑到天津南开大学去演讲。北京大学还贴出了大字报，开展了大辩论。一时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席卷北京高校。中心问题就是要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实质上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
这股风很快就刮到了东北人大。以经济系为首在校部大楼贴出了大字报。其他各系也陆续贴了不少大字报。很快“四大”就在全校铺开了，并在校部大楼二楼礼堂设立了论坛。在这种情况下，莘莘学子们已经无法安心读书了。到1957年6月，学校决定停课，由各系组织学生开展“四大”。学校领导对“四大”提出的问题一律不予表态。后来才知道，那叫“引蛇出洞”，是党中央的部署。那时，校部大楼北面原来的日本神社改建成了大礼堂，被命名为“鸣放宫”。修了一座小桥，叫做“实践桥”。
开展“四大”期间，我们年级、班级也分别召开了鸣放会和辩论会，还组织大家去校部参加论坛会。在我们班的会议上也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很快就会被反驳。所以我们班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边倒”——拥护党的领导。
停课之后，有的课程没有讲完。数学系一位给我们讲授微分方程的教师，好心好意地提出抽空给我们补补课。立即遭到一些同学的反对，并给他贴了大字报，问他：是何居心？
1957年7月初，学校放暑假。我到北京大学拜访同学。当天晚上参加了在北大大操场上召开的辩论大会。当时，北京大学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出版物和宣传品名目繁多，各种观点纷纷出笼，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1957年9月开学后，学校政治气氛骤然一变，与放假前迥然不同，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叫“秋后算账”。这时，党团组织积极活动起来，一面组织批判会，一面对各班同学模底排队，划分左、中、右。我们年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是三班的刘殿一。此人善于夸夸其谈。一次党支部召开年级全体同学会，我就坐在前排。刘讲话时，唾沫星子竟喷到了我的脸上。毕业后，此人果然吃上了政治饭，当了一名小官僚政客，见了同学都不屑一顾了。
开始，我班没有找出右派分子。后来一位叫郧福才的同学，以向组织汇报思想的名义，跟班长王伯仁讲：江（乌苏里江）东56屯原是中国的，后来被老毛子（俄国人）占去了。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奸淫妇女，抢夺财物，并把工厂的机器运回了苏联（这都是事实）。王伯仁马上向年级党支部做了汇报。年级党支部又向系党总支做了汇报。最后认为那是反苏言论，立即组织批判并责令郧福才深刻检讨。其实，郧福才讲的内容是事实，而且是主动向组织汇报的，何错之有？但在当时却揪住人家不放，硬说人家是反苏言论，批判起来没完没了，检讨也没完没了。最后到运动后期给人家定成右派分子，留校察看。以后此人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孩子也死了。他本人到长白山森林中当了20多年的伐木工人。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于1987年学校才给他平了反。这时，据见过他的人讲，他的模样已经变得让人难以辨认了。此外，三班也找出了一名所谓的右派分子，他的名字叫焦士英。
我的中学同学中也有两位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一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陈永孚，另一位也是航空学院的叫张守经。后来，他们被从北京航空学院保密专业转学到北京矿业学院的普通专业，比较早就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后来工作都挺不错，陈永孚还当上了广西南宁矿山机械厂的副厂长。
在反右派斗争中，多数同学是不明真像而按照组织的安排参加活动的。我在当时也是随大潮流走的，从政治上划分，顶多能给划个中中或中左分子就不错了。解放后经历的政治运动不少，但反右派斗争是我第一次亲身直接参加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经受了一次“阶级斗争”的洗礼。通过这次运动，使我更加感到了政治的残酷与无情。同时从此知道了一条做人处事的道理，那就是：凡涉及到政治问题的言行，都要谨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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